沈刚伯[公元1896年－1977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者]+像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人物 台湾大学原代理校长 沈刚伯（1896年12月4日—1977年7月31日），名汝潜，字大烈，湖北宜昌人。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 幼时受祖父与父亲的庭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在学龄前便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11岁考入湖北方言学堂，1917年毕业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留该校附中任教。1924年官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西洋史。1927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湖北省教育厅秘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家骅任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时，曾先后邀请他出任教育部、交通部次长，均婉谢。在中央大学常任招生委员会委员，负责命题、主试和评卷工作，坚持以考绩为录取学生准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迁重庆，沈刚伯随往。应邀赴川省各校讲学。 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京临时大学，后在国立编译馆工作。1948年应聘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并代理教务长。1950年11月，台大校长傅斯年病故，代理台大校长至次年4月。在主持台大文学院期间，先后增设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学系、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研究所，并于研究所开设博士班。 1954年，与在台历史学家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任首届理事会理事长。1957年与李济之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1965年应聘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1年。1970年当选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自台大退休，仍继续任教台大并应聘为辅仁大学讲座教授。1977年7月31日，沈刚伯在台病逝。 沈刚伯（1896 - 1977），名汝潜，字大烈，是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暮阳村梅花人，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者。以下是其详细生平介绍： 幼年启蒙与早期教育 1896年12月4日，沈刚伯出生。其祖父沈达轩是宜昌名儒，父亲沈明道毕业于日本弘文学院，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祖父将年幼的沈刚伯视若掌上明珠，4岁时便教他识字，发蒙书籍是谈中国历史的四言诗《史鉴节要》。 6岁时，沈刚伯开始正式读书，私塾先生是其祖父门下的学生董先生。尽管董先生科举之路不顺，但对沈刚伯十分宽容，沈刚伯常调皮捣蛋，董先生也从不责备。 7岁时，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全家移居省城。此后，祖父每年除夏天返乡度暑外，其余时间都专心教导孙子读书，课程安排为上午读经，下午读古文，晚上读诗。两年内，沈刚伯读完了《左传》《国语》《国策》《周礼》《礼记》等经典著作。 11岁时，沈刚伯考入湖北方言学堂，在校三年，他学习极为用功，废寝忘食，以致视力受损，变成近视。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庄子》《荀子》《史记》《文选》《方舆记要》等诸多书籍，甚至涉猎了《金刚经》《华严经》。 14岁从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沈刚伯进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并于1917年毕业。毕业后，他留校附中教授历史与英语。 留学经历与国内高校任教初期 1924年，沈刚伯考取官费留学资格，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开启了为期三年半的留学生涯。1927年，他毕业回国，经俞大维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 1931年，沈刚伯前往南京，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先后开设了“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一系列专门史和国别史课程。在当时的中国，能在大学里如此全面地讲授世界历史课程的学者极为少见，他堪称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之一。 沈刚伯讲课风格独特，娓娓道来，仿佛亲眼目睹历史事件一般，讲述起来如长江大河般滔滔不绝却又条理清晰，深受学生喜爱，与地理系的胡焕庸并称为当时中央大学最叫座的教授。 中央大学时期的重要贡献 1942年秋，沈刚伯继金毓黻出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十分重视边疆史研究，为了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的研究，组织了边疆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还聘请韩儒林讲授新疆史、蒙古史，请金毓黻开设“东北史”课程。在国内大学的历史系中，如此重视边疆史研究的，以他主持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为领先。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沈刚伯还应邀赴川省各校讲学。1944年，他前往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担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任教于南京临时大学，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同时仍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后又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间最长，从193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长达14年之久。 赴台后的教育与学术生涯 1948年，沈刚伯原本已应胡适之邀，拟赴北京大学任教，但因教育部长朱家骅力邀，最终渡海前往台湾，担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历史系主任，并代理教务长。 在1948 - 1969年主院期间，沈刚伯为推进院务和提高学术水准不遗余力。他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系，使台湾大学文学院从原有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扩展到六个系。1949年，他推动增设文科研究所，此后又不断扩充，到1956年增扩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4个研究所，1966年增设外国语研究所。1967年起，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开始招收博士班，历史研究所的硕士班也分为一般史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史三组。 1950年11月，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病故，沈刚伯代理台大校长至次年4月。后来，他又与钱思亮校长着力构建“台大精神”，并为台湾大学校歌填词。 1954年3月，沈刚伯与在台史学家组织成立了台湾的中国历史学会，并担任理事长。该学会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汇聚了胡适、张其昀、钱穆等众多知名学者。1957 - 1972年间，他与李济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开展了东亚各国汉学家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许多学术活动，对台湾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鼓励和推进作用。 1961年，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沈刚伯兼任系主任。他虽非国学专长，但十分注重充实该系的图书设备和延揽师资，助力该系良好发展。1965年6月，图书馆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他赠言鼓励学生要养成日新又新的精神，不断进取。同年，他应邀赴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一年，回国后专任历史系教授。 1970年，沈刚伯因其学贯中西、开创史学新风以及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退休后，他仍继续任教于台湾大学，并应聘为辅仁大学讲座教授。 晚年生活与学术特点 沈刚伯晚年致力于国史及中国文化的阐发，并对中西上古学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解析入微，见解新颖。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全心奉献于教育事业。 他赋性淡泊，不重修饰，常年身着一袭长衫，头发略显凌乱，手持一支香烟，这一形象被誉为“台大一景”。他对学生“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深受学生敬重。 沈刚伯有一个从不示人的小箱子，里面装有重要手稿，学生们称之为“八宝箱”。他一生未出版专著，也很少发表长篇学术论文，因为他认为学无止境，思想见解会不断演进，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身后遗留的著作，而他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教学和开设新课上，其学术业绩多留存于受业学生的笔记之中。 1977年7月31日，沈刚伯终因心脏衰竭病逝，享年82岁。尽管他长期远离故土，但思乡之情从未间断。他的夷陵故居，环境优美，东为竹园，西多大石，前是平畴，后有茂林，穿林登山，可望长江。他虽少返乡，但家乡始终是他心中的牵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教育贡献，也为后世所铭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