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长房，汝南（今河南省平舆县射桥镇古城村）人。曾为市掾。传说从壶公入山学仙，未成辞归。能医重病，鞭笞百鬼，驱使社公。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因称其有缩地术。后因失其符，为众鬼所杀。事见《后汉书·方术列传八十二》。 ### 费长房：东汉方士的仙凡传奇 在东汉时期的汝南郡（今河南省平舆县射桥镇古城村），诞生了一位在中国道教文化与民间传说中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费长房。他的生平虽不见于正史详载，却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太平广记》等文献及无数民间故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从市井小吏到追随仙师学道，从掌握神通到最终的仙凡抉择，费长房的故事交织着现实与奇幻，成为东汉方术文化的缩影，也承载着古人对“得道”与“入世”的深刻思考。 #### 一、汝南故里与市井初踪 费长房的故里汝南，在东汉时期是中原文化的重镇。汝南郡辖境广阔，涵盖今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北部等地，而其治所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射桥镇古城村）更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此地自古文风鼎盛，同时也是方术文化的沃土——战国时期的鬼谷子曾在此隐居授徒，东汉时期更涌现出费长房、左慈等著名方士，形成了独特的“汝南方术流派”。 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费长房早年的身份是“市掾”。这一官职在汉代是地方市集的管理者，主要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征收商税、调解贸易纠纷等事务。作为市井中的基层官吏，费长房每日周旋于商贩、百姓之间，见惯了世间百态，也培养了敏锐的观察力与务实的处事能力。这段经历看似平凡，却为他日后与“壶公”的相遇埋下了伏笔——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市集巡查中，他发现了这位神秘老者的不凡之处。 #### 二、偶遇壶公：仙缘初启 费长房与壶公的相遇，是中国古代神仙传说中极具标志性的场景。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记载，当时汝南市集上出现了一位卖药的老翁，“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这位老翁便是后世所称的“壶公”，他每日在市集卖药，药到病除，且不求厚利，只要求患者根据自身能力酬谢，剩余钱财则用于救济贫病百姓。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每日收摊后，壶公会纵身跳入悬挂在摊位前的葫芦中，消失不见——这一幕被楼上巡查的费长房偶然撞见，令他深感惊异。 费长房意识到这位老翁绝非普通人，于是“因往再拜，奉酒脯”，恭敬地向壶公表达敬意。壶公起初并未显露真身，只是对他说：“子明日可更来。”次日，费长房如期而至，壶公却考验他说：“我有小术，能疗病，然须得静心，子能从我游乎？”费长房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壶公便邀请他一同进入葫芦中。 进入葫芦后，费长房的所见彻底颠覆了他对世界的认知：“房随入，遂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小小的葫芦内，竟别有洞天，亭台楼阁、美酒佳肴一应俱全，宛如仙境。这一幕让费长房坚定了求道之心，他向壶公叩首拜师，恳请传授仙术。 #### 三、入山学道：试炼与修行 壶公见费长房心诚，便同意收他为徒，但也设下了多重考验，以检验他的道心。这些考验在《神仙传》中被详细记载，充满了奇幻色彩，也暗含着道教对“修行”的理解——不仅是术法的习得，更需心性的磨砺。 第一道考验是“忍辱”。壶公告知费长房：“子欲学道，先当洁斋，不近腥秽，不近女色，而后可语道要耳。”费长房当即应允，开始斋戒修行。然而，壶公随后又故意刁难他：“使长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面对这一污秽之物，费长房起初“意恶之”，难以忍受，但想到求道的决心，最终还是强忍着恶心吃下。壶公见状，叹息道：“子几得道，恨于此不成，奈何？”原来，这并非简单的刁难，而是对他“去欲存真”之心的考验——道教认为，饮食秽物是对“贪嗔痴”的超越，若能破除对“洁净”的执着，便可接近“道”的本质。费长房虽未完全通过考验，但已显露出坚韧的意志，壶公于是决定带他入山修行。 入山之后，费长房经历了更为严苛的试炼。壶公将他独自留在山中，“使守一空室，室中唯悬一朽索，索上有蛇，长数丈，啮索，欲堕，长房恐惧，不敢动”。面对毒蛇缠身、猛兽环伺，费长房始终坚守原地，未曾退缩。接着，壶公又让他“卧于空室，以朽棺败尸，布于其上，长房亦无恐”。在这些考验中，费长房逐渐克服了恐惧、厌恶等世俗情感，心性愈发坚定。 在磨练心性的同时，壶公开始向费长房传授具体的仙术。据《后汉书》记载，壶公授予他“鞭笞百鬼、驱使社公”的能力，以及一部名为《九丹经》的道家典籍。这些术法涵盖了驱邪、治病、通神等方面，使费长房从一名市井小吏逐渐蜕变为能够掌控超自然力量的方士。其中，“鞭笞百鬼”的能力让他能号令鬼神、镇压邪祟；“驱使社公”则意味着他可与地方神灵沟通，干预自然现象（如降雨、止风等）。而《九丹经》作为道教重要的炼丹文献，虽未被费长房完全习得，却为他奠定了道家修行的理论基础。 #### 四、辞归故里：仙凡之间的抉择 费长房在山中修行数年，虽已习得诸多仙术，但始终牵挂家中亲人。《神仙传》记载，他向壶公请求暂归故里，壶公起初劝他：“子道未备，未可即还，若必归，当相教以禁术，以防妖恶。”费长房坚持归乡，壶公便赠予他一根“竹杖”，告诉他：“此杖可御百鬼，还家后，若遇危难，可杖击之。”同时，壶公还告诫他：“子归，恐失其术，可尽录之。”并传授了他“缩地术”——一种能缩短空间距离的法术，“欲至其处，举杖指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 临别时，壶公叮嘱费长房：“子回本乡，当洁身自好，勿妄施术，否则必遭天谴。”费长房拜别师父，手持竹杖，施展缩地术，瞬间便回到了汝南家中。然而，当他回到故乡时，却发现物是人非——原来他在山中修行的数年，人间已过十载，家人以为他早已离世，甚至为他立了坟墓。费长房向家人解释缘由，却无人相信，直到他打开坟墓，“棺中唯有一竹杖，方信之”。 回到故乡后，费长房开始运用所学仙术为民办事。他以“鞭笞百鬼”之术镇压地方邪祟，以医术救治疑难杂症，很快在汝南一带赢得了“活神仙”的美誉。据《太平广记》记载，当时汝南有“鬼魅为患，民多疾病”，费长房“乃画符驱之，鬼皆奔走，病者即愈”。他还曾运用缩地术帮助百姓快速运输物资，解决灾年的粮食短缺问题。这些事迹让他成为地方上的传奇人物，但也逐渐让他陷入了仙凡身份的矛盾之中。 #### 五、术法失控与结局：道心失守的警示 费长房虽有仙术，却未能完全摆脱世俗的欲望与情绪。据《后汉书》记载，他归乡后，因“性褊急”，常常凭借术法惩罚那些他认为“不义”之人。一次，当地一位官吏因贪赃枉法被他撞见，费长房竟“以术收其魂魄，使发狂癫，自投于水”。这种滥用术法的行为，违背了壶公“勿妄施术”的告诫，也为他的结局埋下了隐患。 更关键的是，费长房在修行中未能完全断绝尘缘。他虽未娶妻，却始终牵挂家族荣辱，甚至利用术法为家族谋取利益。据《神仙传》记载，他曾因“族人犯法，欲以术免之”，试图干预司法，结果“术不能施”，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能力，引起了地方官的忌惮。 最终，费长房的结局充满了悲剧色彩。关于他的死因，史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后汉书》记载的“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他不慎遗失了壶公授予的驱鬼符，失去了对百鬼的控制，最终被鬼怪反噬而死；另一种是《太平广记》提到的“因醉，失其杖，遂卒”——他醉酒后丢失了竹杖，失去了仙术庇护，最终病逝。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核心：他未能坚守“道心”，在仙凡之间的摇摆中失去了术法的根基，最终回归了凡人的结局。 费长房死后，汝南百姓为纪念他，在其故里修建了“费长房庙”，而他与壶公的故事则被不断传颂。那只神奇的葫芦，也成为道教文化中“壶中天地”的象征，寓意“小中见大”“道在微末”的哲学思想。 #### 六、历史影响与文化意义 费长房的故事虽充满奇幻色彩，却折射出东汉时期方术文化的真实面貌。作为道教形成初期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经历反映了早期道教“入世修行”的特点——不同于后世全真道的“出家清修”，东汉方士更注重在现实世界中践行“济世利人”的理念，这与费长房从市掾到方士的身份转变高度契合。 在文学与民俗领域，费长房的形象影响深远。唐代诗人李贺在《苦昼短》中写道：“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世人求仙方不死，王子乔老作天子。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藏陵柏，任氏守钱奴。寄言寻常子，非圣莫空愚。”诗中虽未直接提及费长房，却化用了“仙人骑驴”（壶公曾以竹杖化驴载他出行）的典故，可见其故事在唐代的流传之广。而在民间传说中，费长房被尊为“治鬼宗师”，与钟馗、张天师并列为驱邪镇宅的象征，至今河南平舆一带仍有“端午挂葫芦，驱邪费长房”的民俗，认为悬挂葫芦可辟邪，正是源自他与壶公的典故。 从思想层面看，费长房的结局蕴含着深刻的警示意义。他虽得仙缘，却因未能摆脱世俗欲望而功败垂成，这一悲剧恰恰印证了道教“道在己心”的核心观念——仙术并非得道的根本，唯有坚守心性、去欲存真，才能真正超越凡俗。这种思想对后世道教修行观影响深远，也为普通人提供了“修行在日常”的启示。 #### 结语 费长房的一生，是一段从市井到仙境、又从仙境回归人间的传奇。他的故事，既是东汉方术文化的生动注脚，也是一曲关于“选择”与“坚守”的寓言。从汝南市集的市掾，到壶公座下的求道者，再到归乡济世的方士，费长房的每一步都在仙凡之间徘徊，最终以凡人的结局落幕。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他的形象更加真实——他提醒我们，真正的“道”不在远方的仙境，而在每一次面对欲望时的抉择之中。 如今，在河南省平舆县射桥镇古城村，费长房的故里仍留有“壶公祠”“费亭”等遗迹，当地百姓仍以“费长房的后人”自居，传承着这段跨越两千年的仙凡往事。而那只“壶中天地”的葫芦，早已超越了器物的意义，成为中国人对“小中见大”“虚实相生”的哲学想象，永远镌刻在文化记忆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