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慎到，尊称慎子。古代慎国（今河南省正阳县）人，列国时祖上由山东迁居赵国。 《史记》记载他在齐宣王时期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著有《十二论》。 《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他的著作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 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近代出土慎到佚篇《慎子曰恭俭》 生平 慎到，生于赵国首都邯郸。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和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认为他卒于公元前299年(齐闵王时，今人以为错误)。 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创始人物。也有人鉴于他道法结合的思想倾向，称之为道法家。齐宣王时期，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学宫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任命为“列大夫”，齐王特意为他们在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大路旁建造高门大屋的宅第，以示尊宠之意。他主张“抱法处势” [5]“无为而治”。又一说，慎到，赵人也，其著作多佚。明慎懋编纂《慎子内外篇》 ，并辑录慎到传记大略谓：“慎到者，赵之邯郸人也。慎到博识疆记，于学无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游列国，或为卿相，或为士大夫，故卜子夏馆于西河，吴起、段干木、慎到之徒受业于其门，及门弟子者甚众。慎到与孟轲同时，皆通五经；轲长于《诗》，慎到长于《易》。 齐威、宣王时期喜欢文学游说之士，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者流七十六人，命曰列大夫，为立馆稷山之下，高门大屋，尊宠之，不治而议论，天下诸侯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是以齐稷下学士，多至数百千人。 楚襄王时期，慎到赴楚，为楚（顷）襄王傅。襄王之为太子也，尝质于齐，及其归也，齐王求东地五百里乃得归，不与不得归。襄王退而就慎子计，慎子令朝群臣而皆献策焉。上柱国子良曰：“不与则不信，请与而复攻之。”昭常曰：“去东地五百里，是去国之半也，勿与，臣请守之。”景鲤曰：“不可与也，臣请西索救于秦。”王谓慎子曰：“寡人谁用三子之计？”慎子曰：“王皆用之。”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里索救于秦。齐王恐焉，乃遣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试，楚东地复全。” 传中所记慎子为襄王献计事，发生于公元前299年，襄王即顷襄王。（据六国表记载，立于周赧王17年，卒于周赧王52年）其父即楚怀王。（《周书谥法解》曰：“慈义短折曰怀”）楚怀王赴秦会盟，被秦所欺而扣留于秦国。顷襄王立于周赦王17年（公元前298年），襄王立之三年后，怀王客死于秦。 慎到与屈原约略同时。《庄子天下篇》称慎到：“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又述其言曰：“无用贤圣。”《荀子解蔽篇》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杨倞《荀子注》谓“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是慎子以尚贤使能为非也。慎氏本《内篇》录《韩非子难势篇》慎子之言，曰：“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又曰：“贤智能不足以服从头则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太平御览》638录《慎子》之方，曰：“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又曰：“君立则贤者不尊。”《御览》523录慎子之言，亦曰：“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记战国时有二慎子：“ 《战国策》有慎子，为襄王傅；鲁亦有慎子，见《孟子》。” 按鲁慎子即墨子弟子禽滑厘。“滑厘，慎子名。”焦循《正义》曰：“慎子与墨子之徒禽滑厘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厘，或以慎子师事禽滑厘，称其师滑厘不识，皆非是。” 思想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慎到, 赵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因发明序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论 。”可见慎到学习“黄老道德之术”，其哲学思想也近于道家，后其援道入法, 为其法学学说搭建了哲学理论基础。 尚法为治 慎到重视法的作用，他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 ，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法乃为天下之公正、安定的根本制度， 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 是“国之大道”。 首先，其肯定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法虽不善, 犹愈于无法, 所以一人心也。”即法律虽不完善，却胜于无法，因其可统一人心。“治国无法则乱”、“国无常道, 官无常法, 是以国家日谬。”法律应长久稳定地推行, 否则国家也会日趋谬乱。 其次，他认为君主应该以法为治。“君人者, 舍法而以身治, 则诛赏予夺, 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 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 望轻无已。君舍法, 而以心裁轻重, 则同功殊赏, 同罪殊罚矣, 怨之所由生也。” 即君主如果舍弃法律而依靠自己的意志, 则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是听凭君意决定, 会导致“同功殊赏, 同罪殊罚”的不良后果, 因而导致怨声载道。他理性地看到“人治”的局限性, 认为君权亦应受到法的约束。 事断于法 慎子云:“大君任法而弗躬, 则事断于法矣。”君主将法作为察言观行、授官任事的依据，在运用行政职权上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他否定君主个人专制独裁，对人治提出了挑战。 同时，此处的“法”不是一成不变、一视同仁的僵化体系。“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有法可守固然重要，但守而不变，法就会衰败，并且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与法的关系应该是君主变法、官吏执法、百姓身体力行地服从于法。 为公去私 在公和私的概念上，慎到认为法的价值是为公去私。 《慎子》云:“故蓍龟, 所以立公识也;权衡, 所以立公正也;书契, 所以立公信也;度量, 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 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 所以弃私也。” 此处的“公”既是公义、公理、公正, 如同权衡、度量一样, 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公理, 强调其客观性和普适性。而此处的“私”, 即是私意、私心、私行, 泛指的是根据个人主观欲望而产生的自私自利的行为。胡适认为“弃私”就是“主张废去主观的私意, 建立物观的标准。”因此，慎到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法律的功用就在于使私欲不得实行，法律与私欲是两个极端对立的方面, 法律是禁止私欲泛滥的工具, 法律要维护的是国家利益, 与个人之私是不相容的。 重君主之势 首先，慎到主张君主制，对君主和国家的关系上有一番独到见解。《慎子·威德》篇载:“古者, 立天子而贵之者, 非以利一人也。曰, 天下无一贵, 则理无由通, 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 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 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 非立官以为长也。”即天下不是天子或国君的私有财产, 而是百姓的天下, 是“公”有的天下。 其次，强调君主之势。《慎子·威德》云:“腾蛇游雾, 飞龙乘云, 云罢雾霁, 与蚯蚓同, 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 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 位尊也。尧为匹夫, 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 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 贤不足以有不肖, 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他反对贤人政治，反对德治，推崇威势和强权，认为君主之势不可或缺, 是行使政治、法律权力的重要保障。 著作 慎到著有《慎子》。《慎子》一书，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徐广注释道：“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总目》记为三十七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由此可见，《慎子》的佚失情况相当严重。除上述篇目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慎到与老子、庄子都崇尚自然，出发点相同，但他们的归宿差之甚远。老子看到自然的伟大，鼓吹“绝圣弃智，复古归朴”，庄子在“完美自然”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充满绝望之情。慎子认为天地的伟大，但同时相信人们能能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上从慎子开始，走上了积极干预社会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提出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为法家政治理论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在前期法家中，慎到以“贵势”著称。“势”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指的是一种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 慎到则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这既是他的法律观所导致的结论，也是他的国家观所导致的结论。二者都源于他的公私观。在他看来,天子、国君以及各级官吏不但必须“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国家而设立的。因此他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他已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 人物影响 慎到把国家职能规范化，用规范的形式体现和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无疑是杰出的思想。慎到的法治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一，他论述了君主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君主仅仅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是法的工具。其二，他把国家职能规范化，使治理国家的方法由神秘转向公开，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上的一个创举。 慎到的势、法、术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尚法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而法之行，赖于统治者的威势。有威势、始能令行禁止，而达于至治。重势之说被韩非吸收继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