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畏[公元1911年－1943年，抗日英烈]+像 贵州遵义市播州区人物 胡畏：播州赤子的抗日笔魂——贵州遵义播州区英烈生平详传 一、黔北星火：书香门第育志者 胡畏，原名胡世钟，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原遵义县）南白镇一个书香之家。其父胡泽敷是当地私塾先生，学识渊博且思想开明，常向子女讲述明末清初遵义名士郑珍、莫友芝的爱国故事，家中藏书亦不乏《史记》《正气歌》等典籍。胡畏自幼在父亲教诲下诵读经史，10岁入南白镇小学时，已能熟背《岳阳楼记》，尤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年少时便显露对家国命运的关切。 1923年，胡畏考入遵义县立中学。彼时遵义虽处西南边陲，却因红军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而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重镇。中学时期，他接触到鲁迅、巴金的作品，被《呐喊》《家》中揭露的社会黑暗与追求光明的精神深深触动。1927年，北伐战争的浪潮波及贵州，胡畏与同学组织“读书会”，秘密传阅《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9年，胡畏中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贵阳师范学校。在贵阳，他参与创办校刊《晨光》，发表《论青年之责任》等文章，抨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乱象，呼吁青年“以笔为枪，醒世救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带领同学在街头演讲：“东北沦丧，国土日蹙，吾辈岂能坐视？”因其激进言行，遭到校方警告，父亲亦劝他“安分守己”，但胡畏回信写道：“国难当头，若求‘安分’，便是麻木；若图‘守己’，便是自私。” 二、沪上笔战：左翼文坛燃星火 1932年，胡畏辗转来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此时的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迅速投身进步文化圈，化名“胡畏”（取“不畏强权”之意）发表杂文。1933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夏衍、阿英指导下，为《申报·自由谈》《太白》等刊物撰稿，以尖锐笔触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与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胡畏的文章擅长以历史典故影射现实，如《谈“城下之盟”》借宋朝屈辱求和暗讽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商女不知亡国恨”说开去》痛斥汉奸文人的麻木。他的文字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鲁迅曾在日记中提及“胡畏君文有锋芒，似可留意”。1934年，他与左翼作家林淡秋、周文等创办《新认识》杂志，系统介绍唯物史观与国际反法西斯动态，发行量一度达到万余册，成为上海青年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读物。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胡畏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起草《文化界抗日救国宣言》。他深入工厂、学校演讲，将笔锋转向动员民众：“抗日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四万万同胞的生死存亡之战！”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安排下，以《大美晚报》副刊编辑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宣传工作。他巧妙利用租界报纸的言论空间，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转载陕北红军的抗日主张，成为连接上海与延安的文化桥梁。 三、苏皖浴血：敌后办报铸铁脊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畏主动请缨赴抗日前线。11月，上海沦陷，他随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转移至南京，后奉党中央命令前往苏南敌后根据地。1938年5月，他抵达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陈毅司令员接见时笑称：“久闻胡畏先生大名，我们这儿缺的就是‘笔杆子’，你来得正好！” 在新四军中，胡畏先后担任《抗敌报》主编、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根据地物资匮乏，办报条件极为艰苦：没有铅字，就用木头刻字；没有纸张，就收购土纸印刷；没有电台，就靠交通员传递消息。胡畏带领编辑团队白天躲避日军“扫荡”，夜晚在油灯下编稿，常说：“我们的报纸就是敌后的‘喇叭’，要让老百姓听见共产党的声音，听见抗战必胜的信念。” 他创新办报形式，在《抗敌报》开设“战地速写”“百姓心声”专栏，刊登战士日记、群众来信，甚至收录民谣山歌，让报纸更接地气。1940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胡畏在报纸上发表《论团结抗战的必要性》，以确凿证据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同时刊登叶挺军长“抗战到底”的题词，稳定了根据地军民的情绪。 1941年，新四军重建军部，胡畏调任《江淮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他提出“报纸就是武器，编辑就是战士”的口号，带领报社人员一边行军一边办报，曾在3个月内转移20余次，仍坚持每日出报。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保护油印机和文稿，他率领战士与日军小股部队周旋，手臂中弹仍不肯丢弃稿件，事后笑道：“笔墨比枪支更重要，丢了稿子，比丢了命还可惜。” 四、血染盐阜：笔耕不辍献此生 1943年，日军对苏北盐阜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分散突围。此时胡畏因长期劳累患上肺结核，组织安排他随后勤机关转移，但他坚持留在《江淮日报》编辑部，说：“越是危难时刻，越需要报纸鼓舞士气。” 3月18日，胡畏率报社人员转移至阜宁县芦堡村，凌晨突遭日伪军包围。他立即命令战士销毁机密文件，自己则抱着一摞未发出的社论稿冲向村口，试图吸引敌人注意力。在与日军的短促交火中，他腹部中弹，倒在麦田里。日军逼近时，他用尽最后力气将稿件撕碎吞入口中，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2岁。 胡畏牺牲后，战友在他贴身口袋里发现一张残破的纸条，上面用钢笔写着：“若有来生，仍为笔卒，扫尽魑魅，还我山河。”这成为他留给世人的最后遗言。同年7月，新四军政治部在《抗敌》杂志发表纪念文章，称他“以笔为枪，战至最后一刻，是文化战线上的钢铁战士”。 五、播州追思：文魂永驻照后人 胡畏的死讯辗转传到遵义，家人悲痛欲绝。其父胡泽敷将儿子的遗物——一叠泛黄的剪报和几支残缺的钢笔——珍藏在木箱中，逢人便说：“我儿是为国家死的，死得其所。”1949年后，遵义县人民政府将胡畏故居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堂屋悬挂着他青年时期的照片，眼神中透着坚毅与赤诚。 198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胡畏为革命烈士。播州区党史办工作人员走访多地，收集到他在上海、苏南等地的文稿复印件，整理成《胡畏文集》内部发行。书中《论知识分子的工农化》《敌后办报的实践与思考》等文章，至今仍被研究抗战文化史的学者引用。 在播州区南白中学（胡畏母校），“胡畏班”已延续30余年，每年新生入学，都会参观校史陈列馆中的胡畏事迹展。学生们临摹他的文章手稿，排演以他为原型的话剧《笔战》，将“不畏强暴、以文报国”的精神融入校园文化。2021年，播州区修建“抗战文化广场”，胡畏的青铜雕像矗立其中，底座刻着他生前最爱的诗句：“愿将热血化春雨，润得人间草木新。” 从黔北播州走出的胡畏，用生命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他的笔，是刺向敌人的匕首；他的文，是凝聚民心的旗帜。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这位播州赤子以文字为武器，践行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誓言，其精神如遵义城头的星火，永远照亮后人的爱国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