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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朱祁钰

明朝第七位皇帝
明代宗朱祁钰
力挽狂澜的救时之君、改革图治的景帝、命运多舛的帝王
明代宗朱祁钰(1428 年 9 月 11 日 - 1457 年 3 月 14 日),出生于北京。他是明朝第七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次子,生母为贤妃吴氏,乃明英宗朱祁镇之弟,明宪宗朱见深之叔。
宣德三年(1428 年),朱祁钰呱呱坠地。彼时,其兄朱祁镇已被立为太子。宣德十年(1435 年),宣宗朱瞻基驾崩,朱祁镇即位,朱祁钰被封为郕王。年少的朱祁钰,虽未被赋予皇位继承人的重任,但在宫廷中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经史子集、治国理政之道,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正统十四年(1449 年),对于明朝而言,是极为动荡的一年。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贸然决定御驾亲征,讨伐北方日益强大的瓦剌。然而,在土木堡,明军遭遇惨败,英宗朱祁镇不幸被俘,成为瓦剌的人质。此消息传回京城,犹如晴天霹雳,整个朝廷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为稳定朝局,皇太后孙氏当机立断,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临危受命,肩负起稳定局势的重任。此时,瓦剌首领也先企图利用英宗这一 “王牌”,以英宗为人质,要挟北京军民投降,进而直捣明朝京城。一时间,京城人心惶惶,朝廷内部对于是战是和,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以徐有贞为代表的部分大臣,主张迁都南京,以避瓦剌锋芒;而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坚决反对迁都,力主保卫京城。
朱祁钰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非凡的决断力。他坚定地支持于谦等主战派的主张,针对当时的危急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首先,在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下令将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宦官王振全家抄斩。王振专权已久,其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在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胡乱指挥,致使明军惨败,他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公愤。朱祁钰此举,极大地打击了当朝宦官的嚣张气焰,也让民众的愤怒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民心。
随后,八月二十八日,鉴于当时 “主少国疑” 的严峻形势,众朝臣以 “社稷为重,君为轻” 为名,联名上书皇太后,恳请郕王朱祁钰承继大统,以稳定国家局势。九月初六日,朱祁钰顺应众意,被拥立为帝,史称明代宗,次年改元景泰。他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同时册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朱祁钰深知局势危急,即位后,立即任命于谦为提督各营军马,全面负责京城的军事防御事务。于谦迅速调集各地部队、武器、装备、物资,并日夜操练军队,短时间内使明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为即将到来的京城保卫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正统十四年十月一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英宗,长驱直入,抵达北京城区,并在西直门外列阵,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明朝屈服。朱祁钰毫不畏惧,下令于谦为统帅,率军迎战,京师保卫战就此正式打响。在朱祁钰和于谦的精心统筹调度下,北京军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明军将士们奋勇杀敌,与瓦剌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十月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在德胜门外与瓦剌军交战。明军预先设下埋伏,当瓦剌军进入射程后,火枪手突然发动突袭,一时间枪炮齐鸣,瓦剌军阵脚大乱,遭受重创。也先见势不妙,只得无奈下令退兵。十月十七日,也先率军队退出紫荆关,京师成功解围。十月二十日,也先派使者进京议和。至此,明朝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全面胜利。这场战役,不仅成功保卫了明朝的京城,避免了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也极大地振奋了明朝军民的士气,稳定了明朝的统治秩序。
朱祁钰即位之初,便深刻认识到英宗时期朝政存在的各种弊端,他决心励精图治,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景泰二年(1451 年),朱祁钰正式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治国理念,并围绕这一理念,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朱祁钰汲取英宗朝宦官乱政的惨痛教训,对宫中宦官的管理极为严格。他颁布了一系列禁约,限制宦官的权力和活动范围,使他们不敢再像以往那样肆意妄为、干预朝政。同时,朱祁钰还逐步对锦衣卫的活动进行限制。景泰三年(1453 年)三月,朱祁钰出台规定,明确了锦衣卫在处理案件时的权限和程序。规定指出,今后只有在涉及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等重大罪行,以及勾结王府、外夷、窝藏奸盗、买卖官吏收财等严重情形时,才可以如实上奏,并且必须经过御史复查属实后,才能够进行审问。对于其他一般情形,只允许受害人告发,严禁挟私报复、诬害良善。法司在审理案件时,不得受到第三方的干预,以确保司法公正。这一举措,有效遏制了锦衣卫随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的行为,使其能够更加规范地履行自身职责。
此外,朱祁钰还高度重视澄清吏治。他深知,官吏的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提出 “国家以民生为重,君臣以政理为先。政失其理,民生何由而遂?” 的观点。为了改善吏治,他规定,今后郡守、御史出现空缺时,由吏部通过公正的选拔程序进行推举;布政使、按察使空缺时,由三品以上官员进行保举。同时,他赋予六科十三道弹劾官员的权力,若官员处理政务不公,六科十三道可以共同上奏弹劾。对于那些扰乱民众生活的官员,坚决予以裁决罢官。景泰七年(1456 年)八月,朱祁钰为了防止官吏队伍过度膨胀,减少朝廷的不必要开支,果断下令裁撤冗官。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朝廷的政治风气得到了明显改善,官场的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在经济领域,朱祁钰致力于克服经济制度中存在的积弊,积极劝课农桑,保护小农经济,以实现安定民生、发展生产的目标。马政在明代是百姓的沉重负担,负责管理马匹的官员常常借机敲诈勒索百姓。朱祁钰对此深感忧虑,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以解决。正统十四年(1449 年)十二月,他颁布诏令,严禁典牧之官科敛害民,并废除了每年印俵马匹派遣侯、伯、内官的惯例,改为仅派御史负责每年的印俵马匹事务。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养马之家所承受的科敛之苦。同时,他还废除了自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粮长制,使马政制度逐渐趋于合理。
朱祁钰还十分注重保护小农经济,坚决限制土地兼并现象。当时,明朝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大量田土被官员私自占取,导致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朱祁钰下令,勒令兼并之家将非法占取的田产归还给原主。这一举措,有效地维护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民生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此外,朱祁钰多次下令地方官吏劝课农桑,鼓励百姓积极耕种,除士、工、商之外,人人都要按时参与农业生产。他还鼓励百姓垦荒,因地制宜地适量种植桑、枣、漆、柿等经济作物,并将农桑发展情况作为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对于遭受涝灾较为严重的山东省、河南省等地,朱祁钰采取了减免地方税、买入救灾物资等措施,帮助当地流民渡过难关。同时,他以身作则,主动减免皇宫的各项支出,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发展经济。
在军事方面,京军作为明朝廷极为重要的作战力量,分为五军、神机、三千三大营。然而,这种军事编制存在诸多弊端,平时五都督府掌管军政,兵部负责调动,战时则临时选将统兵作战,导致调兵效率低下,不同军队之间规矩各异,将领之间互相不熟悉,面对突发状况时难以迅速做出有效应对。在瓦剌不断骚扰边境的严峻形势下,朱祁钰听取了于谦的建议,决定对京军进行改革,采用团营的训练方式,贯彻兵将相识的主张,这一举措堪称兵团制的萌芽。
景泰二年(1452 年)五月,在 “富国强兵” 的战略要求下,朱祁钰命于谦召集兵部、五军都督府、总兵官等人,共同讨论 “军马如何可以战无不胜” 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行团营制的主张,对京营制度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从三大营中选拔精兵十万,组建团营;第二,认真总结与瓦剌作战的经验教训,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安营及作战方法;第三,加强实战性训练,提高士兵的战斗技能和实战能力;第四,明确规定各级军官伴当的数量,严格限制私役军士的现象发生。通过这次军事改革,明军的实战性训练得到了极大加强,合理的作战方法使得部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保卫战之后,虽然瓦剌军队被明军击退,但他们仍贼心不死,企图再次进攻明朝。由于保卫战中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惨重,边防力量受到极大削弱。为了彻底消除瓦剌对明朝江山的觊觎之心,防止入侵者再次逼近北京京城,朱祁钰积极对明代边防进行治理。鉴于边防军队在短时间内难以有效抵挡外族进攻的现状,朱祁钰重新组建戍军,并善于任用如于谦等人才,对边防军事进行改革,大力推行团营制。他将选拔出来的 10 万精兵组成 5 个分团营,后来又增加到 10 个。同时,改革团营的指挥机构,每个团营由一名战地将领统率,整个戍军则由一名从将领中选拔出来的战地统帅统一控制,加强了对戍军的监督和管理。此外,朱祁钰派遣督察院文臣督管宣府、大同、蓟州三地的军屯复垦工作,以核丁法为标准,每年由兵部和督察院联合核查团营人数两次,防止边防官吏虚报人数、吃空饷的现象发生。他还命兵部武库司设立 “准样图”,统一武器制造和发放的标准。
通过这些措施,明朝之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家防线得以重新构筑,成为大明王朝抵御蒙古入侵者的坚固屏障。特别是军事重镇宣府与大同,朱祁钰坚定地任用昌平伯杨洪与右都督郭登。在明廷的大力支持下,杨洪与郭登率领明军奋勇作战,大破瓦剌军数千骑,使得宣府和大同成为蒙古入侵者难以逾越的障碍,令他们闻风丧胆。
在文化方面,朱祁钰在位期间,还主持修著了明代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景泰五年(1454 年)七月,朱祁钰秉承成祖遗意,下令派遣王重等 29 名进士 “分行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以备修纂”。同时,命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带领高谷、王文、萧镃、商辂等四人主持编纂工作。经过三年的辛勤努力,该书于景泰七年(1456)五月完成,并被赐名《寰宇通志》。全书共 119 卷,约 200 万字,先列二京,次列十三布政司,最后是外夷部分,保存了大量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朱祁钰亲自为该书作序,并将其颁行天下。然而,两年后,《大明一统志》颁行,《寰宇通志》遭到毁版,所幸后来被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得以部分保存。
土木堡之变后,瓦剌俘虏了英宗朱祁镇,原本企图利用英宗作为要挟明朝的重要筹码。但朱祁钰的突然称帝,使得英宗的这一 “价值” 大打折扣。景泰元年(1450 年),在军事上屡次受挫以及瓦剌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也先意识到继续扣留英宗已无太大意义,于是表示 “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主动提出释放英宗朱祁镇回朝。
对于英宗回朝一事,明廷大臣们大多认为并无不妥。然而,作为当朝皇帝的朱祁钰,心中却十分清楚,英宗一旦回朝,势必会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他对英宗回朝之事多方阻拦。也先派遣阿剌知院前来贡马,向明朝表达讲和之意,朝廷重臣们一齐奏请朱祁钰派使臣前往迎接英宗,朱祁钰却坚决不同意。后来,在于谦的极力劝说下,他才勉强升任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侍郎,命其率领随从,带着敕书前往瓦剌迎接英宗朱祁镇。
由于也先求和心切,再加上明朝使臣的不懈努力,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涉,英宗朱祁镇在被瓦剌囚禁将近一年之后,于景泰元年(1450 年)八月初二日踏上了回归北京的路途。
在英宗即将抵达北京之时,明廷大臣与朱祁钰在迎归仪式和安置英宗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众多大臣从道德伦理和国家声誉的角度考虑,认为迎归仪式应当按照皇帝的规格举行,以彰显明朝对英宗的尊重以及维护国家的尊严。然而,朱祁钰却认为礼部尚书胡濙组织礼官讨论拟定的迎回礼过于隆重,担心此举会引发政变,对自己的皇位造成威胁,因此极力主张简化仪式,淡化此事的影响。
最终,百官无奈妥协。迎归仪式极为简单,当英宗朱祁镇抵达居庸关时,仅派遣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等在居庸关外迎接,将朱祁镇引入京城。回宫的路上冷冷清清,几乎无人关注。英宗回朝后,朱祁钰将其软禁于南宫,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祁钰的皇位逐渐稳固,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册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而是希望能够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以确保皇位能够在自己这一脉传承下去。景泰三年(1452 年),朱祁钰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改立朱见济为太子。然而,不幸的是,朱见济在被立为太子后不久,便因病夭折。这一沉重打击,使得朱祁钰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创伤,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景泰八年(1457 年)正月,正当朱祁钰病重之际,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动了夺门之变。他们趁朱祁钰病重无法理政之机,率兵闯入南宫,迎接被软禁的英宗朱祁镇复位。英宗复位后,立即将朱祁钰废为郕王,并将其软禁于西苑。不久之后,朱祁钰离奇去世,年仅 30 岁。英宗赐谥号曰 “戾”,仅以亲王的礼仪将其下葬,且并未将其葬入明十三陵。
侄子明宪宗即位后,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之位,追谥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史称明景帝、景泰帝。南明时期,弘光帝朱由崧又追加谥号为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上庙号代宗。朱祁钰成为明朝迁都北京之后,第一个没有被葬于明朝十三陵的皇帝。
朱祁钰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他在明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明朝逐渐走向稳定和繁荣,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领导能力。然而,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他也未能免俗,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做出了一些有违道德和伦理的行为。最终,他在夺门之变中失去了皇位,含恨而终。尽管他的统治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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