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虞[公元1890年－1939年]+像 云南曲靖会泽县人物 唐继虞，原名继禹，又名荣贵，字夔赓，云南省会泽县人。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三弟 。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贵州军政局局长。1913年任贵州警察厅厅长、云南混成团团长、警卫团团长。1915年1月任云南省警察厅厅长，12月任云南全省警务处处长。后任云南陆军第七旅旅长、警卫军司令，云南省督署总参谋长、卫戍司令官、云南讲武堂堂长、云南市政督办、东南巡宣使。1923年6月任贵州军事善后督办，9月兼代省长，1924年2月去职。1925年任云南军事训练总监，2月为善后会议会员。1931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 抗战后曾任军职。1939年病逝。 唐继虞：从云南会泽走出的军政人物生平详述 一、家世背景与早年求学：会泽沃土孕育的少年志向 唐继虞（1890—1939），字营赓，生于云南曲靖会泽县（时称东川府）一个书香门第。会泽自古为滇东北重镇，铜矿业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唐家世居县城，祖父与父亲皆以儒学传家，虽非显宦，却注重子弟教育。唐继虞自幼聪慧，6岁入私塾，熟读经史，12岁时已能作八股文，在当地颇有才名。 清末民初，科举制度废除，新式教育兴起。1905年，15岁的唐继虞考入云南昆明的云南武备学堂，开启了军事生涯的第一步。彼时的云南，受洋务运动与革命思潮影响，军事教育注重西法操练与近代军事理论。唐继虞在学堂中成绩优异，尤其擅长战术推演与兵器学，因其沉稳机敏的性格，深得教官赏识。1908年，他以全班前五名的成绩毕业，随后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入读东京振武学校，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步兵科。 在日本期间，唐继虞不仅系统学习近代军事知识，还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与同乡李根源、顾品珍等留日学生交往密切，曾参与组织反清秘密团体，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唐继虞未及毕业便辍学回国，投身云南的革命浪潮。 二、投身滇军：从基层军官到军政要员的崛起 1、辛亥风云与护国战争中的历练 回国后，唐继虞加入蔡锷领导的云南新军，任步兵标统（相当于团长）。1911年10月，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发动“重九起义”，唐继虞率部参与攻打云贵总督署，因作战勇猛、指挥得当，战后升任陆军第1师参谋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唐继虞随蔡锷、唐继尧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1军第2梯团（旅）旅长，率部出征四川。在泸州、纳溪战役中，他采用迂回包抄战术，多次击退北洋军，为护国战争的胜利立下战功。战后，唐继虞因功晋升为陆军中将，成为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之一。 2、辅佐唐继尧：滇系集团的“二唐”时代 护国战争后，唐继尧成为云南军政首脑，唐继虞因其同姓、同乡且留学日本的背景，被视为唐继尧的亲信与左膀右臂。1917年，唐继尧出任护法军政府总裁，唐继虞任滇军总参谋长，协助唐继尧整军经武，推行“大云南主义”，将滇军势力扩展至贵州、四川等地。 1921年，滇军内部发生分裂，顾品珍等将领反对唐继尧的扩张政策，发动兵变，唐继尧被迫下野。唐继虞随唐继尧流亡香港，暗中联络旧部，策划复辟。1922年，唐继尧在广西军阀支持下重返云南，击败顾品珍，唐继虞因在复辟过程中奔走策划有功，被任命为云南省政务厅长兼警务处长，后又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成为滇系集团中仅次于唐继尧的二号人物，时人称之为“二唐”。 三、主政贵州：从军事统帅到地方治理的尝试 1、武力入黔与“贵州王”的短暂统治 1923年，唐继尧为控制贵州，派唐继虞率滇军入黔，击败贵州军阀袁祖铭，扶持亲滇的刘显世政权。1924年，刘显世病逝，唐继虞被唐继尧任命为贵州军务督办，实际掌控贵州军政大权，开启了滇系对贵州的统治。 主政贵州期间，唐继虞试图推行一系列改革： 军事方面：整编贵州军队，淘汰老弱，引入滇军训练体系，建立贵州讲武堂分校，培养军事人才； 经济方面：整顿财税，设立贵州银行，发行纸币，鼓励矿业与农业发展，修建贵阳至桐梓的公路（黔北大道）； 文化教育：创办贵州大学（今贵州大学前身），设立图书馆与新式学堂，推广白话文教育。 然而，唐继虞的统治遭到贵州本土势力的抵制。他重用滇籍官员，排挤贵州本地士绅，引发不满；同时，滇军在贵州横征暴敛，强征军粮、苛捐杂税，导致民怨沸腾。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贵州军阀袁祖铭趁机联合本地武装，在广州国民政府支持下发起反攻。唐继虞率滇军抵抗不力，于1927年被迫撤出贵州，结束了滇系在贵州的统治。 四、云南政局变动与归隐之路 1、“二六政变”后的失势 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龙云、胡若愚等滇军将领联合推翻唐继尧的统治，唐继尧病逝后，滇系集团分裂。唐继虞作为唐继尧的亲信，遭到龙云等人的排挤，被迫辞去所有职务，闲居昆明。 失去权力的唐继虞转向实业与教育，曾投资昆明的纺织厂与矿业公司，并担任云南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校董，参与校政建设。他还潜心研究佛学与书法，常与高僧、文人交往，留下《营赓墨迹》等书法作品，其字苍劲有力，兼具颜体与魏碑风格。 2、晚年生活与历史评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唐继虞虽已退出军政界，仍积极支持抗战，呼吁滇军将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赴国难”。他将部分家产捐给云南抗敌后援会，用于购买军需物资。1939年，唐继虞因中风在昆明病逝，享年49岁，葬于昆明西山。 唐继虞的一生充满争议：作为滇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他参与了军阀混战，对贵州、四川等地的扩张加剧了西南地区的动荡；但在主政贵州期间，他推动的近代化改革（如创办大学、修建公路）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从军事将领到地方政要，他的经历折射出清末民初西南军阀的复杂面貌——既有革新图强的尝试，也难逃派系斗争与权力博弈的局限。 五、历史印记：文献与后世评说 唐继虞的生平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贵州军阀史》等文献中有详细记载。其后人整理的《唐继虞年谱》收录了他从求学至去世的重要活动，其中尤其提及他在云南讲武堂与贵州大学的办学贡献。历史学家评价其“长于治军，短于治民”，认为他的军事才能在护国战争中得以展现，但在地方治理中因缺乏民生意识而失败。 如今，在会泽县唐继虞的故居（今会泽古城内），仍保留着部分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其书法手迹被会泽博物馆收藏。作为近代云南军政史上的重要人物，唐继虞的一生既是个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浮沉史，也是西南军阀派系斗争与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