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滋秀[清][公元1778年－1833年] 福建宁德市福鼎人物 林滋秀，号纫秋，字兰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生于福建福鼎县桐山流美村。 林滋秀：清代福鼎的文魁与循吏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福鼎县秦屿镇一个书香门第迎来了新生命，林家为其取名滋秀，取 “滋兰树蕙，钟灵毓秀” 之意。此时的福鼎建县刚满 39 年，尚属海疆新邑，林氏家族虽非望族，却以耕读传家，父亲林应元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这为林滋秀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他自幼聪慧过人，5 岁能诵《唐诗三百首》，7 岁习字时便显露出不凡的书法天赋，常以树枝为笔、沙地为纸，临摹名家碑帖。 一、寒窗苦读，科举路上展锋芒 秦屿镇背倚太姥山，面朝东海，林滋秀的童年就在这山海之间度过。每日清晨，他都会登上镇后小丘，对着日出诵读经典，傍晚则在海边聆听潮声，构思文章。12 岁时，他随父亲到太姥山游学，在摩霄庵见到朱熹手迹 “天风海涛”，深受震撼，遂立志以学问报国。1795 年，17 岁的林滋秀首次参加童子试，以一篇《太姥山赋》技惊四座，主考官赞其 “文气如山海交融，笔力似松涛澎湃”，顺利中秀才。 中秀才后，林滋秀并未满足，而是前往福宁府（今霞浦）求学。他寄居在府城的天后宫，每日步行数里到书院听课，课余时间便泡在府衙藏书阁研读史书。1800 年，他参加乡试，以 “海防策” 中举，成为福鼎建县以来为数不多的举人之一。中举后，林滋秀回到秦屿，在资国寺设帐讲学，吸引了周边众多学子前来求教。他常对学生说：“为学当如太姥之高，如海之阔，不可局限于一隅。” 1805 年，林滋秀赴京参加会试。途中，他特意绕道江浙，考察当地的书院教育和海防设施，写下数万字的考察笔记。殿试时，嘉庆皇帝问及东南沿海治理，他以 “通商裕民，固防强兵” 对答，见解独到，获二甲第五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福鼎首位进入翰林院的学者。在京期间，他与桐城派大家姚鼐、史学家章学诚等交往密切，学术造诣日益精进。 二、宦海浮沉，恪尽职守为民生 1808 年，林滋秀外放江西瑞金知县。赴任途中，他见鄱阳湖沿岸百姓因豪绅围湖造田而流离失所，便写下《禁围湖议》，主张 “留水养民”。到任后，他立即着手丈量土地，清查隐田，绘制《瑞金田亩鱼鳞图》，使赋税负担趋于公平。同时，他大力兴修水利，主持修建了黄柏陂等灌溉工程，使数万农田得以旱涝保收。1810 年，瑞金遭遇蝗灾，林滋秀亲自带领百姓捕蝗，还写下《捕蝗法》，推广有效的捕蝗措施，当年粮食仍获丰收，百姓称他为 “林青天”。 1812 年，林滋秀调任安徽休宁知县。休宁是徽州文化重镇，他到任后，首先修复了海阳书院，并延请名师讲学。他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全县士绅学子都要到书院听讲，自己也常亲自授课。在他的推动下，休宁学风大盛，三年间中举者达 17 人，创百年之最。此外，他还主持编纂《休宁县志》，特别增设 “商贾传”，为徽商立传，打破了传统方志重农抑商的局限。 1816 年，林滋秀因母亲病逝，回乡丁忧。守孝期间，他深感福鼎文化教育落后，于是在家乡创办 “岐山文社”，每月在资国寺聚会讲学。他亲自编写教材，以太姥山的典故、东海的风土人情为素材，深入浅出地讲解经史子集。文社吸引了全县众多青年才俊，培养出钟良弼等一批优秀人才，为福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心系桑梓，擘画家乡发展蓝图 1819 年，林滋秀丁忧期满，被任命为福建汀州府同知。赴任前，他向闽浙总督上书《福鼎海防条陈》，详细阐述了福鼎沿海的战略地位和防御措施。在汀州任上，他整顿盐政，打击私盐贩子，使汀州的盐价趋于平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同时，他还重视教育，在汀州创办了 “龙山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 1823 年，林滋秀升任福建分巡台湾道。当时的台湾，汉番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他到任后，采取 “抚番安汉” 的政策，一方面安抚高山族同胞，设立番学，教授他们汉文和农耕技术；另一方面整顿吏治，打击豪强，维护汉族百姓的利益。他还加强海防建设，在澎湖、鹿港等地修建炮台，训练水师，有效地抵御了海盗的侵袭。在台湾任职期间，他写下《台湾杂记》，详细记录了台湾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状况，为研究台湾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1828 年，林滋秀因积劳成疾，请求辞官回乡。回到福鼎后，他致力于家乡的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他主持编纂《福鼎县志》，亲自踏查全县山川河流、乡村集镇，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在编纂过程中，他注重考证，纠正了旧志中的许多错误，使《福鼎县志》成为一部内容详实、体例严谨的地方志书。此外，他还倡议修建了福鼎县城的城墙、文庙、书院等公共建筑，为福鼎的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著书立说，留下宝贵文化遗产 林滋秀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太姥山志》《岐山文集》《汀州政略》《台湾杂记》等。其中，《太姥山志》是他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一部专门记载太姥山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的志书。他在书中详细考证了太姥山的名称由来、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人物传说等，还收录了大量文人墨客咏叹太姥山的诗词文章，使太姥山的文化底蕴得以系统呈现。 《岐山文集》收录了林滋秀的诗文、奏议、书信等，其中不少文章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民生情怀。在《论治河》一文中，他提出了 “以疏为主，疏堵结合” 的治河理念，对当时的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论海防》一文中，他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形势，提出了加强海防建设的具体措施，展现了他的战略眼光。 林滋秀的书法也享有盛誉，他擅长楷书、行书，字体端庄秀丽，笔力雄健。如今，在福鼎的一些古建筑中，还能看到他的题字。他为资国寺题写的 “天风海涛” 匾额，笔势磅礴，气韵生动，成为寺中的珍贵文物。 五、高风亮节，德范长存乡里间 林滋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官员，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离任时往往只有几箱书籍。在汀州任上，有人送他当地特产的兰花，他婉言谢绝，说：“吾愿如兰之洁，不受尘埃。” 回到福鼎后，他生活简朴，常以粗茶淡饭度日，但对于公益事业却慷慨解囊，曾多次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于修建桥梁、道路、学校等。 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无论贫富老幼，都能以礼相待。在 “岐山文社” 讲学期间，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毫无架子，深受学生爱戴。他的学生钟良弼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官员，曾说：“吾师之学，如太姥之高；吾师之德，如海之深。” 1833 年，林滋秀在秦屿家中病逝，享年 56 岁。他的去世让福鼎百姓悲痛不已，人们纷纷前往吊唁，送葬的队伍从秦屿一直延伸到太姥山脚下。为了纪念他，百姓们在资国寺旁修建了 “林公祠”，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活动。 六、泽被后世，文化影响深远 林滋秀虽然去世已有近 200 年，但他的影响至今仍在。他编纂的《福鼎县志》《太姥山志》成为研究福鼎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他创办的 “岐山文社” 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福鼎文化的发展；他的政治思想和治政理念，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今，在福鼎市博物馆，还珍藏着林滋秀的手稿、书法作品等文物，这些文物见证了他的学术成就和艺术造诣。在太姥山景区，有一处 “滋秀亭”，是为纪念他而建，亭中刻有他的《太姥山赋》，供游人欣赏。 林滋秀的一生，是追求学问、报效国家、造福桑梓的一生。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品德，为福鼎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福鼎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精神如同太姥山的青松，历经风雨而不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福鼎人奋发向上，为家乡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