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显[晋][公元334年－420年，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像 山西长治市襄垣县人物 法显：从太行走向世界的文化先驱 法显（334 - 420），东晋、后秦高僧，平阳郡（今山西长治襄垣县）人，本姓龚。他是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不仅是第一位远赴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更是杰出的旅行家与翻译家，其经历与贡献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 幼年出家，志坚奉佛 法显出生于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亲眼见证后赵、冉魏、前燕和前秦等势力更迭。家中三个哥哥皆幼年夭折，为保他平安，父母在其三岁时便送他入佛寺为沙弥。十岁时，父亲离世，叔父欲让他还俗，法显却坚定表示“本非因父而出家，乃为远尘离俗”，毅然坚守佛门。不久母亲也离世，法显料理完丧事后即刻返回寺院。二十岁时，他受大戒，自此更加严于律己，因“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备受赞誉。 当时，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但戒律经典严重缺失，导致佛教内部乱象丛生。法显深感“律藏残缺”，决心西行天竺，寻求完备的佛教戒律，以匡正时弊，这一志向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冒险征程的动力源泉。 万里西行，九死一生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之路。次年，他们在张掖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会合，后又加入慧达，组成十一人的“巡礼团” 。队伍行至敦煌，得到太守李暠资助，随后西出阳关，踏入令人生畏的“沙河”（白龙堆大沙漠）。这片沙漠气候极端，流沙肆虐，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行人只能以死人枯骨为路标。他们凭借顽强意志，历经十七昼夜、跋涉一千五百里，终于抵达鄯善。 鄯善（今新疆若羌）是古楼兰故地，居民兼具东西方特色，服饰汉化但以毛麻织物为主。因土地贫瘠，当地饱受战乱之苦。离开鄯善，他们前往茑夷国（今新疆焉耆）。此地居民属印欧人，盛行小乘佛教，因教派不同，法显一行备受冷遇，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被迫返回高昌筹措行资，僧绍则随西域僧人前往罽宾。 法显等七人得到前秦皇族苻公孙资助，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片沙漠干旱酷热，昼夜温差巨大，法显形容其“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一个月零五天后，他们终于抵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是西域佛教中心，当地尉迟氏王朝国力强盛，佛教兴盛，寺庙兼具多种社会功能。法显在此观看了盛大的佛教“行像”仪式，被圣象车的华丽装饰与隆重仪式深深震撼。尽管于阗丰富的佛教资源令人向往，但法显深知只有前往天竺，才能获取真正的佛法，毅然决定继续前行。 队伍经子合国，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渡过新头河（印度河），抵达那竭国。翻越葱岭时，法显遭遇严寒与险峻地形，将寒风冰川比作“毒龙”，石梯下是万丈悬崖，令人望而生畏。但他凭借坚定信仰，与同伴相互鼓励，在寒夜中分享佛教故事，汲取精神力量，最终成功翻越。 遍历天竺，潜心求法 进入北天竺后，法显一行先后游历陀历国、乌苌国等多个国家。在陀历国，他见到以希腊神祗为原型雕刻的佛像，感受到希腊化艺术对佛教造像的深远影响；在乌苌国，法显首次接触古印度种姓制度，目睹婆罗门胡人的统治方式与独特的司法习俗。 公元402年，法显在乌苌国完成夏坐后，继续访问周边小国。在犍陀卫国，他见到佛以眼施人的遗迹；在竺刹尸罗国，目睹佛为菩萨时以头施人、投身饲虎的纪念塔；在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这里曾是贵霜帝国重镇，法显瞻仰了宏伟的寺院、庄严的佛塔与珍贵的佛钵，感慨世事无常。期间，慧景在那竭国患病，道整留下照顾，慧达与法显会合后又与宝云、僧景返回中国，慧应则病逝于弗楼沙国的佛钵寺。 法显与慧景、道整会合后，南度小雪山（阿富汗苏纳曼山）时，慧景不幸被冻死。法显悲痛万分，但仍与道整继续前行，抵达罗夷国夏坐。此后，他们一路南下，经跋那国、毗荼，进入中天竺。中天竺气候温润，社会相对安定，佛教大小乘并兴。法显在此深入观察当地社会，了解到僧团的经济模式、社会对旃陀罗的歧视，也感受到当地僧人的热情好客。 在中天竺，法显游历了众多佛教圣地。他在摩头罗国、僧伽拖国、罽饶夷城等城市，参访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处、佛嚼杨枝长出的大树等遗迹；在拘萨罗国舍卫城，这里是释迦牟尼生前居住和说法最久之处，僧人对法显远道而来深感敬佩；在迦维罗卫城，法显目睹了释迦牟尼诞生地的诸多遗迹，尽管城池已荒废，但神圣气息依旧浓厚。 法显回到巴连弗邑（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后，停留三年抄写戒律、学习梵书梵语，收集了《摩诃僧祗律》等六部佛教经典。期间，道整因仰慕天竺僧团的法则与威仪，决定留在此地。随后，法显顺恒水东行，先后到达瞻波大国、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坦姆拉克），在多摩梨帝国停留两年，写经画像。 转赴师子国，再获真经 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年底，法显搭乘商船横渡孟加拉湾，抵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这里佛教兴盛，有纪念佛降伏恶龙的大塔、无畏山僧伽蓝等众多佛教圣地。法显在无畏山精舍看到中国白绢团扇，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不禁潸然泪下。他在此停留两年，又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等四部经典。 东归之路，终抵故土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八月，法显踏上东归之旅。他乘坐的商船载有两百人，途中遭遇暴风，船体破损，商人险些抛弃他的佛像与佛经。幸遇岛屿修补船只后继续前行，漂泊百余天抵达耶婆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五个月后，法显换乘商船前往广州，却再次遭遇大风，船只迷失方向，甚至面临被印度教徒抛下海的危机，幸得同行汉商相助才化险为夷。 当船上粮水将尽时，船只意外抵达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太守李嶷闻讯亲自迎接。此时，法显已离开祖国十三年，从六十五岁到七十八岁，他遍历三十余国，历经千难万险。 法显登陆后，经彭城、京口，于次年抵达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他与佛陀跋陀罗、宝云等人合作，译出《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多部经典。义熙十年（414年），法显完成西行旅行记录《佛国记》，后增补为《法显传》，详细记载了所历各国的地理、历史、宗教、文化与风土人情，成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法显在建康道场寺居住五年后，前往荆州辛寺，于元熙二年在此圆寂，享年八十六岁（一说八十二岁）。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矢志不渝的信念，完成了取经求法的壮举，不仅带回珍贵的佛教经典，促进佛教在中国的规范发展，更以亲身经历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其精神与贡献永载史册 。 法显：中国佛教西行求法先驱 佛教自传入中国约三百年后，至东晋法显所处时代，已发展出两大主流体系：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以及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在这一漫长的传播历程中，佛教传法呈现出三个兴盛阶段：支谦、竺法护时期，所译经典多为般若方等；道安时期，以有部经论的翻译为主；到鸠摩罗什时，大乘佛学发展至鼎盛。至此，佛教已深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在与本土文化传统碰撞的过程中，它历经试探、伪装与适应，最终在东晋时期达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阶段。从政治形势来看，当时中国南北分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多扶持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对佛教推崇尤甚；南方 “衣冠南渡” 后，众多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避异族压迫南逃，其中不少人崇信佛教，佛教在南北两地均获得大力发展，在中国已然根基稳固。 从佛教内部发展状况分析，东晋时期呈现出诸多显著特征。僧寺数量大幅增加，据唐法琳《辩正论》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间共建寺 1768 所 ；僧伽规模不断扩大，僧尼数量持续增长；名僧辈出，在佛教界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人也日益增多，且高僧的活动与影响往往跨越地域与政治界限。不过，此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输入为主，主动前往天竺求取佛法者较少。虽有中国僧人或居士西行，但大多止步于西域，真正抵达天竺的人寥寥无几。到晋末宋初，随着佛教发展需求，掀起了西行求法的热潮，僧人们或搜寻经典、或求学问道、或瞻仰圣迹，而其中，搜寻印度本土佛教戒律成为重点目标。当时僧尼数量增多，僧伽组织扩大，寺院管理问题凸显。以道安为例，其门下僧众数千，虽制定了简单的僧尼轨范，但与印度完备的戒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使得搜寻印度本土戒律成为佛教发展的必然需求。 法显便是这一西行求法浪潮中的杰出代表。他留下的《法显传》，又名《佛国记》《佛游天竺记》等，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书中详细记述了中亚、印度、南洋约 30 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也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旅行记，在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法显不仅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且留下记载的第一人，还积极投身佛经翻译工作。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他共译出六部六十三卷经典，约一万多言。其中，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作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显传》在世界学术史上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更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重要文献。在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 —— 芨多王朝超日王在位期间，相关历史文献匮乏，《法显传》成为重要的补充资料。此外，书中对鄯善、于阗、龟兹等西域古国的记载，填补了史书空白；对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的详尽描述，也被佛教徒作为佛学典籍引用。在南海交通史上，《法显传》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记录，是中国最早的相关记载。 法显性情纯厚，曾有轶事流传。一次，他与同伴在田中割稻时遭遇穷人抢夺粮食，其他僧人纷纷逃走，唯有法显留下，他对抢粮者说：“你们若需粮食，随意拿取。只是贫穷源于过去不布施，如今抢夺他人粮食，来世恐更困苦，贫僧为你们担忧。” 说罢从容回寺，抢粮者最终被说服，弃粮而去，此事令寺中僧众无不叹服。 《法显传》在国际上影响深远，拥有众多外文译本。仅英文译本就有三个，分别由 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 H.A.Giles（1923）翻译；日文译本也有三个，译者包括足立喜六、长泽和俊等。在印度，《法显传》更是备受重视。由于印度古代缺乏系统史籍，中国古代僧人的游记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依据，《法显传》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并称为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典籍。一位印度著名史学家曾表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法显以其卓越的取经、翻译成就和珍贵的著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