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蕙仙(1869年—1924年9月13日),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清代礼部尚书李端棻堂妹。贵筑县(今贵阳)人。汉族,出生于直隶固安县(今河北省固安县),是梁启超的第一任夫人。1889年时任朝廷维新派大臣李端棻以大学士身份典试广东时,他非常重视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才,所以特别赏识梁启超,还亲自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
光绪十七年(1891年)23岁时,与19岁的梁启超结婚。之后,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新学,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全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和保国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鼓吹维新的《时务报》,并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她担任提调(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堂哥李端棻被革职充军新疆,她回到梁的故乡广东新会,不久避居澳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与梁团聚。1912年,梁启超回北京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李蕙仙同往。不久,袁世凯暴露称帝野心,梁启超护国讨袁,只身南下,李蕙仙避往天津租界。李蕙仙与丈夫一起经历了清末民初政坛、文坛的惊涛骇浪,她总是给梁启超以安慰和鼓励,与梁启超相依为命,助梁启超施展才华,替梁启超抄录文章,做梁启超文章的第一位读者。梁启超的九百余万言著作,有李蕙仙的功劳。李蕙仙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
李蕙仙(1869年—1924年),本名李端蕙,表字蕙仙,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的第一任夫人,以下是对她生平的详细介绍。
出身官宦 才貌双全
李蕙仙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籍贵州贵筑(今贵州贵阳),出生于直隶固安县(今河北廊坊固安县)。其父李朝仪是清道光年间进士,官至顺天府尹,在任上颇有政绩。她的堂哥李端棻官至礼部尚书,也是一位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重臣。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李蕙仙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虽然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在父亲和兄长的教导下,熟读诗书,知书达理,善于吟诗作文,且擅长琴棋书画,是远近闻名的才女。
姻缘天定 下嫁启超
1889年,李蕙仙的堂哥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之衔主持广东乡试。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才华横溢,在考试中名列第八,引起了李端棻的注意。李端棻对梁启超赏识有加,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于是请副主考官王仁堪做媒,将自己21岁尚未婚配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梁启超。
两年后的1891年十月,梁启超赶赴北京,与李蕙仙正式完婚。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棻亲手操办。当时梁启超的同窗陈通甫、老师康有为都有诗相赠,表达对这对新人的祝福。婚后,李蕙仙与梁启超暂居于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1号的新会新馆。
相夫教子 贤良淑德
婚后次年,李蕙仙在堂兄的建议下,追随梁启超回到广东新会县茶坑村的老家。梁家世代半耕半读,家境贫苦,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家里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两人只能借用梁姓公族书室的一间名为“怡堂书室”的小书房作为新房。广东气候炎热潮湿,语言不通,生活条件艰苦,但李蕙仙没有丝毫抱怨和嫌弃,她操持起家里的日常杂务,努力适应贫寒简朴的生活。
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去世,继母仅比李蕙仙大两岁,李蕙仙仍坚持恪尽孝道,日夜精心侍奉。她还变卖自己的嫁妆资助丈夫买书,对生活困难的梁家亲戚也不吝金钱帮助,很快在梁家上下和乡里赢得了贤名。
婚后,梁启超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读书,后又两度进京参加会试,夫妻二人聚少离多。1893年,李蕙仙在广东新会的老宅中为梁启超生下长女梁思顺。1897年秋天,李蕙仙又生下一个儿子,但孩子一个多月后夭折。经历丧子之痛后,李蕙仙与梁启超更加注重对女儿梁思顺的培养。后来,在日本生活期间,李蕙仙又分别于1901年、1908年生下儿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
李蕙仙教子严格,同时自律好学,以身作则。她重视儿女们的成长,在家庭教育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年近半百时,她还让孩子们教她英文,每日认真朗读中西女中的英文课本。
夫唱妇随 支持变法
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败,梁启超全身心投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之中。李蕙仙大力支持丈夫的活动,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新学。1896年,她随梁启超赴上海筹办《时务报》,被聘为上海女子学堂校长,成为梁启超维新事业的得力助手。
之后,李蕙仙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等人参与主持中国女学会在上海成立,并以中国女学会的名义兴办女校,创办《女学报》。《女学报》主张男女平等,旨在激发广大妇女的爱国热情,将女性从封建思想之中解放出来。
临危不惧 避难澳门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廷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李端棻被革职发配新疆,清政府还对梁启超的家人进行搜捕。李蕙仙临危不惧,从容若定,携全家老少逃到澳门避难。
在澳门期间,李蕙仙独自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代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她在逆境中积极鼓励梁启超,让梁启超能够安心在日本开展维新活动,被梁启超称赞为“闺中良友”。
东渡日本 夫妻团聚
1899年秋天,李蕙仙在公公梁宝瑛的护送下,不远万里赴日与梁启超团聚。在日本生活期间,梁家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夫妻恩爱,孩子天真浪漫,一家人和睦美满。
李蕙仙还积极为改善家庭经济进行投资理财。1903年,为了使梁家香火更旺盛,她说服梁启超纳其侍女王桂荃为妾。
回国之后 支持讨袁
1912年,民国成立,李蕙仙随梁启超回国。当时梁启超在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出任司法总长。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决定秘密前往西南,与云南都督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深夜与李蕙仙诀别时,李蕙仙表示会替他照顾好家里的高堂儿女,让他安心为国事义无反顾,令梁启超感动不已。
护国讨袁运动之后,梁启超携全家避居天津租界,从此脱离政界,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李蕙仙则竭力操持家务,保持家庭的和谐稳定。
罹患重病 溘然长逝
1915年冬,李蕙仙被查出罹患乳腺癌。此后数年,她多方求治,做过两次手术,但都未根除病灶。1924年,李蕙仙再次病发。当时正值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赴美留学前夕,兄弟俩挂念母亲的病情,希望等到母亲病愈之后再出国。李蕙仙宽慰孩子们放心远行,不要因挂念自己而耽误学业。
然而,在送别儿子们不久后,李蕙仙的病情迅速恶化,随着癌细胞的扩散,她于1924年9月1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55岁。次年,李蕙仙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的梁家墓园。梁启超悲痛万分,为她写下了《悼启》和《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深切怀念李蕙仙为妻为母的辛苦操持,表达了对她矢志不渝的深情。
李蕙仙的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初政坛、文坛的惊涛骇浪。她作为梁启超的贤内助,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和家人,在事业上全力支持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活动。她坚强果敢、宅心仁厚,善于教育儿女,以自己的智慧和品德影响着身边的人。虽然她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如梁启超那般响亮,但她为家庭、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