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瑁[三国][？－208年，益州牧刘焉第三子] ： 湖北省天门人物 刘瑁，江夏竟陵人，益州牧刘焉第三子。 初为别部司马，跟随刘焉入蜀。后被拜为平寇将军，因狂疾去世。 刘瑁生平：汉末益州宗室的隐秘轨迹 刘瑁（？－208年），江夏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第三子，蜀汉先主刘备穆皇后吴氏的前夫。作为汉末宗室成员与益州割据势力的核心亲属，刘瑁的一生虽未如父亲刘焉般搅动风云，却始终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其命运与益州的权力更迭紧密相连，是研究三国初期巴蜀政局不可忽视的人物。 一、宗室贵胄：生于乱世的将门之子 刘瑁出身汉室宗亲，为西汉鲁恭王刘余后裔（与父亲刘焉同属一脉），其家族自西汉以来世代为官，在江夏郡（今湖北中南部）根基深厚。公元190年前后，刘焉已通过“废史立牧”政策成为益州牧，手握巴蜀军政大权，刘瑁作为其第三子，自幼便以“益州少主人”之一的身份成长，尽享宗室与地方权贵的双重尊荣。 与兄长刘范、刘诞留居长安不同，也与幼弟刘璋随父入蜀有别，刘瑁的早年经历在史书中记载模糊。据《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等零星史料推测，他可能在刘焉入蜀初期（188年－189年）因年龄稍长，被父亲安排留在荆州与益州边境，负责联络江夏故旧与益州新势力，成为刘焉巩固割据的“纽带人物”。这一阶段的历练，使他熟悉了荆益交界的地理与人事，为后来参与益州政务埋下伏笔。 刘焉对刘瑁似乎颇为看重。相较于性格懦弱的幼子刘璋，刘瑁在史料中被隐约描述为“有将才”，曾随父参与平定益州本土豪强的叛乱（如191年镇压犍为太守任岐、校尉贾龙之乱）。刘焉甚至一度计划立刘瑁为继承人，这从他为刘瑁迎娶地方大族女子的举动中可见一斑——刘瑁之妻吴氏，是益州名将吴懿之妹，其家族为陈留吴氏分支，在益州经营多年，与本地士族关系密切。这场联姻显然是刘焉拉拢益州豪强、为子嗣铺路的政治安排。 二、长安之劫：兄长惨死与命运转折 公元192年，长安发生重大政治变故：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击败吕布，控制汉献帝，把持朝政。当时刘瑁的长兄刘范担任左中郎将，次兄刘诞任治书御史，均在长安为官。刘范与屯兵郿县的马腾密谋诛杀李傕，事泄后，刘范、刘诞双双被杀，长安城的刘氏宗亲几乎被屠戮殆尽。 这一事件成为刘瑁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兄长的惨死让他深刻体会到乱世中“离权力中心过近”的危险，更坚定了他依附父亲在益州割据的决心；另一方面，兄长们的离世使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原本排行第三的他，实际成为刘焉在世儿子中的长子（刘璋虽随父入蜀，但年龄小于刘瑁），理论上成为益州继承权的第一顺位人。 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刘焉得知诸子遇害后“发背疽而卒”，虽未立即去世，但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此时的刘瑁承担起更多政务，曾受命巡视益州各地，安抚因战乱流亡的百姓，并协助父亲整合军队。他凭借与吴氏家族的联姻关系，成功争取到吴懿等益州将领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刘焉的统治。这一时期，刘瑁在益州的声望逐渐积累，被部分士族视为“刘焉之后的理想继承人”。 三、权力旁落：从继承人到边缘角色 公元194年，刘焉病逝，益州权力真空。此时的刘瑁本应顺理成章继承益州牧之位，但局势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预料。以益州重臣赵韪为首的本土士族集团，因忌惮刘瑁与军方（尤其是吴懿势力）的密切联系，担心其继位后会强化外来势力（刘焉嫡系多为中原移民）的统治，遂联合部分官员共同拥戴性格温和、易于掌控的刘璋继位。 面对这一局面，刘瑁选择了妥协。究其原因，一是他缺乏父亲刘焉的权威与铁腕，难以撼动赵韪等本土势力的联合阻挠；二是吴懿等姻亲虽支持他，但其家族在益州的根基尚浅，不足以与赵韪代表的地方豪强抗衡；三是刘璋虽懦弱，却因早年随父入蜀，与益州中层官员关系更为密切，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 刘璋继位后，刘瑁的处境变得微妙。他被保留了“奉车都尉”等虚职，享有宗室待遇，却被剥夺了实际兵权与行政权，逐渐边缘化。据《华阳国志》记载，刘璋对这位兄长始终保持警惕，将其安置在成都城内，名义上“共商政务”，实则加以监视。刘瑁对此似乎并无强烈反抗，史书中未见他与刘璋发生权力冲突的记载，这种“隐忍”或许是他在夹缝中求存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刘瑁与吴氏的婚姻在此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吴懿家族虽未直接支持刘瑁争夺权力，却也未依附刘璋的核心集团，而是保持中立，这使得刘瑁虽失势，却未遭迫害。吴懿后来在刘璋与张鲁、刘备的战争中多次领兵，间接为刘瑁提供了安全屏障。 四、英年早逝：被历史迷雾笼罩的结局 公元208年，刘瑁病逝，年仅三十余岁（具体生卒年不详）。关于他的死因，史书中仅有“狂疾物故”（《三国志·二主妃子传》）四字记载，意为因“癫狂之症”去世。这一模糊的记载引发了后世诸多猜测： 疾病说：汉末巴蜀地区瘟疫频发（据《后汉书·五行志》，196年－210年间益州多次爆发“大疫”），刘瑁可能感染疫病，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而病逝。“狂疾”或为感染热病后的精神症状。 政治谋杀说：部分学者认为，刘瑁作为潜在的权力威胁，其死可能与刘璋的猜忌有关。208年正值曹操南下、荆州动荡之际，刘璋为稳固内部，或许借机除去兄长，以绝后患。 家族遗传说：其父刘焉死于“背疽”，兄长刘范、刘诞遭诛杀，刘瑁的早逝可能与家族成员普遍短寿或遗传体质有关。 刘瑁的去世，彻底终结了刘氏家族内部的权力隐患，也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伏笔。他的遗孀吴氏在数年后成为刘备的皇后，这层关系使得吴懿等益州将领在刘备入蜀后迅速归附，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瑁的婚姻间接促成了益州权力从刘璋向刘备的过渡。 五、历史地位与评价 刘瑁的一生虽未留下显赫功绩，却在三国初期的权力棋局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宗室纽带：作为刘焉之子，他是连接江夏刘氏与益州本土势力的关键人物，其婚姻策略为父亲巩固统治提供了助力，也为后来蜀汉政权整合益州资源奠定了基础。 权力镜像：他的失势与早逝，折射出汉末宗室在地方割据中的脆弱性——即便拥有血缘优势，若缺乏绝对实力，仍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隐性影响：其遗孀吴氏成为蜀汉皇后，使刘瑁虽死，却通过婚姻关系延续了家族在益州的影响力，这种“间接作用”在注重门阀联姻的三国时代尤为显著。 陈寿在《三国志》中未为刘瑁单独立传，仅在《刘焉传》《二主妃子传》中附带提及，反映出他在正史中的“次要地位”。但从地方史角度看，刘瑁作为湖北天门籍的汉室宗亲，其经历是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交融的缩影——他的家族从江夏迁徙至益州，既带去了中原的政治传统，也吸收了巴蜀的地域特色，这种“流动中的融合”正是汉末乱世的典型特征。 结语 刘瑁的一生，如同一颗投入乱世长河的石子，虽未激起巨浪，却泛起层层涟漪。他生于宗室贵胄之家，长于割据纷争之世，在权力的漩涡中谨慎求生，最终以默默无闻的方式离世。这位来自湖北天门的三国人物，其命运不仅与家族兴衰相连，更与益州的历史走向紧密交织。透过他的生平，我们得以窥见汉末宗室在地方割据中的挣扎与妥协，以及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偶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