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稷南[公元1898年－1971年] 云南临沧凤庆县人物 罗稷南，原名陈华强，号小航，出生于云南省顺宁（今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15岁考入大理二中，并以优异成绩选送到北京大学攻读哲学。1919年，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毕业回云南后，在云南东陆大学任教兼省立一中国文、英文教员。在教学中，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坚持向学生讲授爱国的革命理论，宣传“五四”民主科学精神。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国民党当局监视，被迫离昆转福建任厦门大学校长。大革命时期，投笔从戎参加北伐。1933年11月，作为十九路军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赴江西苏区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受到毛泽东接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与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等进步人士一起，积极参加爱国进步活动，参加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办《民主月刊》，编辑出版《有产者》。194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苏联高尔基的《幼年时代》《和列宁相处的日子》《没落》《旁观者》《燎原》，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德国梅林的《马克思传》，阿特丽的《日本在中国的赌博》等20多部名著，共800余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但他长期定居上海，并担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上海市人民代表等职。“文革”期间，罗稷南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于1971年8月17日含恨逝世。上海文艺界于1979年12月15日举行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 罗稷南：跨越世纪的思想行者与文化桥梁 一、滇西热土育初心：从边地少年到求索青年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生于云南临沧凤庆县（时称顺宁县）一个书香门第。凤庆自古为滇西南文化重镇，澜沧江与黑惠江的奔腾滋养了这片土地的坚韧气质，而家族“耕读传家”的传统，则为他埋下了思想启蒙的种子。父亲陈肇基是当地颇有声望的文人，母亲亦知书达理，这种家庭氛围使他自幼得以接触经史子集，少年时期便在顺宁私塾系统学习国学，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与文化根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变革，边陲之地亦受浪潮冲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13岁的罗稷南已在顺宁高等小学堂就读，新思想的传入让他对外部世界产生强烈好奇。1915年，他离开家乡，考入大理省立第二中学，成为凤庆早期走出边地、寻求新知的青年之一。在大理求学期间，他不仅学业精进，更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思考社会变革与个人使命的关联。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正在昆明法政专门学校（后并入云南大学）学习法律的罗稷南深受震撼，他意识到单纯研习法律难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转而将兴趣投向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从此踏上以思想启蒙为志业的道路。 二、沪上风云铸锋芒：从翻译家到左翼战士 1921年，罗稷南怀揣“寻求救国之道”的理想，告别云南，经越南海防辗转抵达上海。彼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先后在暨南大学、中国公学旁听，广泛阅读西方哲学、文学著作，并开始尝试翻译。1923年，他以“陈小航”之名翻译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片段，首次在《小说月报》发表，其精准的文笔与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初露锋芒。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罗稷南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于1927年因反对蒋介石独裁而脱离）。1926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哲学与文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逐渐向左翼倾斜。1928年回国后，他正式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并开始使用“罗稷南”作为笔名——“罗”取自罗曼·罗兰（他早年译介的作家），“稷南”则暗含“心系南土”之意，寄托着对家乡与祖国的情怀。 在左翼文化阵营中，罗稷南以翻译与评论为武器，成为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战友。他先后翻译了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列宁格勒》、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经典作品，尤其擅长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引入中国，其译文风格流畅而富有张力，被誉为“信、达、雅”的典范。1934年，他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出版，鲁迅亲自为之作序，称赞其“忠实地转述了被毁灭者的悲剧”，这部作品对中国左翼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烽火岁月守良知：抗战中的文化坚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后，罗稷南拒绝与日伪合作，辗转前往武汉、重庆，投身抗日文化宣传。在重庆期间，他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共同发起抗日文艺运动，主编《文艺阵地》等刊物，发表大量杂文与评论，抨击日寇暴行，鼓舞抗战士气。他曾在《大公报》发表《论战时文艺的群众性》，强调文艺需“扎根于民众的苦难与抗争”，体现了左翼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政治环境恶化，罗稷南受党组织安排，转移至云南昆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兼任讲师，讲授西方文学与哲学。回到家乡的他，一方面利用高校讲台传播进步思想，另一方面深入滇西抗战前线，撰写《滇西战地行记》等纪实文章，记录滇缅公路修建、松山战役等历史场景，揭露日军暴行，展现云南军民的抗战士魂。1943年，他在昆明参与发起“民主文化座谈会”，联合闻一多、李公朴等知识分子，呼吁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成为西南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10月，罗稷南在上海参加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时，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据记载，他当面问毛泽东：“若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后回答：“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对话虽存争议，却成为后人研究罗稷南与时代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思想自由与社会责任的深层思考。 四、建国前后的角色转换：从译者到学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罗稷南留在上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学术研究。他先后担任上海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商务印书馆上海编辑所编审，主持翻译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等重要文献，并参与《资本论》部分章节的校订工作。作为资深翻译家，他注重译介策略与思想传达的统一，提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思想的对话”，其译文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版本。 1950年代，罗稷南转向云南地方史与民族文化研究，这与他的家乡情结密不可分。他多次回到凤庆，深入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研，撰写《滇西民族文化论稿》《澜沧江流域历史地理考》等著作，首次系统梳理了滇西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提出“边地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为后来云南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56年，他参与编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负责傣族、彝族文学部分的整理，抢救性记录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 然而，1957年“反右”运动中，罗稷南因早年言论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冲突被划为“右派”，随后被下放到上海郊区劳动改造。尽管身处逆境，他仍坚持读书写作，偷偷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笔墨坚守精神家园。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又因“历史问题”遭到冲击，1971年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直到1979年，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五、文化遗产与精神 legacy：跨越时空的边地智者 罗稷南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心系家国的缩影。作为翻译家，他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将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核引入中国；作为左翼战士，他以笔为枪，在黑暗中坚守思想阵地；作为学者，他深耕云南边地文化，为民族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在凤庆老家，至今仍保留着他少年时期读过的私塾与故居遗址，当地文史部门将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纪念这位从边地走出的文化先驱。他的译著《毁灭》《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至今仍在再版，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重要文本；而他关于云南民族文化的论述，更被后人视为“滇学”研究的早期典范。 罗稷南的思想特质中，始终贯穿着“边地视角”与“家国情怀”的双重维度——既因云南的地域特殊性而形成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胸襟，又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注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特质在今天仍具启示意义：当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时，像罗稷南这样兼具本土根脉与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正是连接边地与中心、传统与现代的重要纽带。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即使身处边陲，思想的光芒也能穿透时空，照亮文明的进程。 结语 从澜沧江畔的少年到黄浦江畔的学者，罗稷南的人生轨迹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风云。他的文字曾唤醒无数青年的救国热情，他的译笔曾让西方经典在东方土地生根，他的研究曾为边地文化正名。尽管晚年历经坎坷，但其精神遗产如同凤庆的茶韵，在岁月中愈发醇厚。他是凤庆的骄傲，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滇西之子”，其生命历程所蕴含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至今仍值得后人铭记与追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