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袆[明][公元1322年－1374年，元末明初名震域中的文史学家] 浙江金华义乌市人物 王祎：元末明初的文史巨擘与忠节名臣（1322—1373） 王祎（yī），字子充，号华川，义乌来山人（后随外祖父居青岩傅），是元末明初横跨政学两界的杰出人物。他幼承家学，师从元代大儒柳贯、黄溍，以文章名震一时，后投身明初政权，不仅成为《元史》编纂的核心人物，更以忠节精神彪炳史册，被追谥“忠文”，堪称一代儒臣典范。 一、学术渊源与早年经历 王祎生于书香世家，祖父王炎泽为乡邦名儒，自幼耳濡目染，“幼敏慧，过目成诵”。及长，师从“儒林四杰”中的柳贯、黄溍，得授古文义法与经史精髓，形成“醇朴宏肆，浑然天成”的文风。青年时期，他目睹元朝政衰民敝，曾作七八千言政论上书当政者，虽未被采纳，却已显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此后隐居青岩山著书，声名日盛，为后来跻身仕途埋下伏笔。 二、仕途起伏：从江南儒学到朝堂重臣 1、明初政权的文学侍从 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召见王祎，赞其“才思之雄，宋濂不如”，遂留为中书省掾史。此后历任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侍礼郎（掌起居注）等职，参与礼制制定与政策咨询。在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同知任上，他推行惠政，深受百姓爱戴，太祖赐金带以彰其绩。 2、《元史》修撰的核心角色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诏修《元史》，王祎与宋濂同为总裁官。他“史事擅长，裁烦剔秽”，负责史料考辨与文字润色，尤其在处理元朝中后期复杂史事时，以“直笔实录”为原则，确保史书的信度与体例的严整。书成后，升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并奉命在大本堂为太子朱标讲授经学，足见其学术地位之崇。 三、忠节赴死：云南招谕的悲剧壮举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为促成云南归附，遣王祎持诏招谕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王祎至滇后，以“天命所归”晓谕梁王：“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劝其“奉版图归职方”。梁王初为所动，却因北元使者脱脱施压，最终屈服。脱脱以死威胁王祎臣服北元，王祎正色叱之：“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临难之际，仍警告梁王“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遂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遇害，时年五十二岁。其遗骸由梁王以礼敛葬，后被追赠翰林学士，谥号“文节”（后改“忠文”），成化年间建祠祭祀。 四、学术成就与著述影响 王祎一生著述宏富，兼具文史哲多重建树： 史学：除《元史》外，著《大事记续编》，上接吕祖谦《大事记》，以编年体梳理宋辽金史事，史料价值极高； 哲学：重修《革象新书》，阐释天文历法与自然哲学，体现其“格物致知”的治学理念； 文学：文集《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文章“雄浑有气”，政论如《送申巡检之官序》揭露吏治弊端，游记如《游东山记》兼具文采与哲理，被《四库总目》评为“浑然天成，条理不爽”。 其学术思想融合程朱理学与经世致用精神，既强调“义理为本”，又主张“文章当裨补世教”，对明初文风转向“雅正醇实”有重要影响。 五、历史评价：文节忠魂的双重标杆 《明史》称王祎“身长岳立，屹有伟度”，其一生践行“文以载道，忠以殉国”的儒者理想：修史则“笔削严谨”，论政则“直言敢谏”，殉节则“从容就义”。正如朱元璋所言，他与宋濂“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人并称“浙东二儒”，共同奠定了明初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根基。而其在云南的慷慨赴死，更成为后世“忠节”的象征，正如清人评曰：“子充之节，与日月争光矣。” 参考文献 [1]《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2]《王忠文公集》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3]明代浙江文人群体研究相关论著 王袆：以文载道的忠节名臣与元史巨擘（1322—1373） 王袆，字子充，号华川，元末明初义乌青岩傅人，是集文史造诣与忠烈气节于一身的标杆性人物。他一生横跨元明两朝，上承朱子理学脉络，下开明初史学风气，更以舍生取义的壮举，成为“文章节义”的双料典范，被清末文献学家胡凤丹誉为“兼此（文章节义）者，代不数人”的不朽之士。 一、学脉渊源与文名鹊起 王袆出身婺州望族，祖父王炎泽为朱子理学传人，父亲王良玉亦为儒学训导。幼承家学的他“聪敏颖悟，过目成诵”，弱冠之年即拜入元代“儒林四杰”柳贯、黄溍门下。柳贯赞其“佳儿必成大器”，黄溍更称其文“无以复加”，甚至授权其代笔撰文并授予印章，足见对其才学的绝对信任。青年时期，王袆与同门宋濂并称“浙东二儒”，朱元璋曾评：“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至正八年（1348年），王袆北上大都献《政论》七八千言，纵论选将、择相、治民等治国方略，虽未被采纳，却震动朝野。他与危素、张起岩等名臣交游，与程文、贡师泰等学者结为忘年交，在史馆协助老师黄溍编纂《后妃功臣列传》，以布衣之身参与国史修撰，自此奠定史学根基。 二、仕途沉浮与治政实践 南康与漳州的惠民之政 1366年任南康府同知时，王袆面对战乱后的凋敝，“修公署、兴学校、正风俗”，重建“六老堂”时剔除自我标榜的地方官，以朱熹配五老峰，民心大悦；在漳州通判任上，他严拒奢华送礼之风，一袭素衣带动民俗丕变，并上疏《祈天永命疏》，直言“忠厚存心，宽大为政”，主张减轻浙西科敛，尽显民本思想。 礼制革新与元史修撰 洪武元年（1368年），王袆参与朱元璋即位礼制制定，后因直言被贬。次年奉诏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仅用11个月完成210卷巨著，创正史编纂速度之最。他“裁烦剔秽，力任笔削”，尤其在处理顺帝朝史实时，广征遗事，确保史料信实，保存了《十三朝实录》等珍贵文献。宋濂多次称“《元史》，王君一手笔也”，足见其贡献之巨。 三、殉节云南：千秋忠烈的终极抉择 洪武五年（1372年），王袆奉诏招谕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面对“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的顽固抵抗，他以陈友谅、张士诚等前车之鉴，力陈“天命所归，一统大势”，警告“天兵继至，悔无及矣”。梁王一度动摇，却因北元使者脱脱施压而变卦。脱脱以死威胁王袆臣服，他厉声斥道：“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最终于十二月二十四日遇害，时年52岁。昆明百姓“悲泣哀悼”，司徒达里麻以礼殓葬，其遗骸虽经23年未得归乡，却以“忠节”精神永载史册。 四、学术成就与思想遗产 史学巨著： 继承吕祖谦《大事记》遗志，著《大事记续编》100卷，上起汉征和四年，下迄南宋德祐二年，补全宋辽金史事脉络； 哲学与科学： 重修《革象新书》，阐释天文历法，融合理学与自然科学，体现“格物致知”理念； 文学遗产： 《王忠文公集》24卷收录政论、游记、诗词等，文风“醇朴宏肆，浑然天成”，如《送申巡检之官序》揭露吏治，《游东山记》兼具哲思，被《四库全书》收录于史、子、集三部，足见其学术跨度。 五、身后殊荣与历史回响 建文元年（1399年），王袆被追赠翰林学士，谥“文节”；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改谥“忠文”，后世尊称“王忠文公”。云南建“二忠祠”（与吴云合祀），义乌青岩傅建“王忠文公祠”，两地均立衣冠冢。其子王绅承其遗志，著《继志斋集》；孙王除师从方孝孺，拒仕明成祖，隐居著述，一门忠烈，延续文脉。 清代史学家评其“文以载道，节以殉国，真儒者之极则”。王袆以52载人生，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学术奠定明初史学基调，其气节成为后世臣节典范，正如方孝孺所言：“彼（权贵）绵澌尽腐灭而无遗，公之节行，昭若星斗，浩若江河。”他不仅是义乌的文化地标，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璀璨注脚。 参考文献 [1]《王忠文公集》（明·王袆） [2]《明史·王袆传》 [3]《元史》（宋濂、王袆等撰） [4]《明实录》相关记载 [5]《义乌凤林王氏宗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