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玄同[唐][唐朝宰相] 河北邯郸市馆陶县人物 魏玄同（617年－689年11月2日），字和初，定州鼓城（今河北省晋州市鼓城村）人。唐朝时期宰相，濮阳县令魏乂之子 出身巨鹿魏氏。进士出及第，累任长安县令，迁吏部郎中。麟德元年，联合西台侍郎上官仪谋废武后，坐罪流放岭外。上元初年，遇见大赦，得到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拜岐州长史，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迁户部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册封巨鹿县男。营救宰相狄仁杰、交好宰相裴炎，得罪酷吏周兴。 永昌元年（689年），得罪武则天，坐罪赐死，时年七十三。唐神龙元年，得以平反昭雪，追赠尚书左仆射。 魏玄同是定州鼓城人，通过科举考中进士，此后不断升迁，官至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诗文唱和，他获罪被流放到岭外，上元初年遇赦得以返回。工部尚书刘审礼认为魏玄同具备处理政务的才能，向朝廷举荐，魏玄同因此被任命为岐州长史，后又经多次升迁担任吏部侍郎。 任职期间，魏玄同深知选拔官员责任重大，担心选拔方法不够完善，于是向朝廷上书提出建议，但他的奏疏未被采纳。弘道初年，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兼任地官尚书，获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职。武则天临朝听政后，他升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依旧参与处理政务。垂拱三年，魏玄同被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担任检校纳言，并被封为钜鹿男。魏玄同与裴炎交情深厚，两人始终相互扶持，当时的人称他们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关系不和。 永昌初年，魏玄同被周兴诬陷，周兴称魏玄同曾说“太后老了，应该恢复皇嗣的地位” 。武则天听闻后大怒，下令赐魏玄同在家中自尽。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您为何不告发他人之事，这样或许能得到太后召见，从而为自己辩解。”魏玄同叹息道：“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怎能做告发他人的事！”随后从容赴死，享年七十三岁。 在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太学生魏元忠曾上书直言，指出朝廷用人多从将门子弟或烈士家属中选拔，这种方式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并强调各阶层的有志之士都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这番言论反映出当时普通士人的迫切诉求。 酷吏周兴是新州长安人，与索元礼、来俊臣不同，他原本就是在职官吏。周兴自幼好学，学识渊博，尤其精通法律，最初担任尚书都事，后迅速升任孟州河阳县令。其才干声名传至朝廷，得到唐高宗赏识，高宗有意提拔他。周兴得知后前往京城等待任命，却因非内流官出身遭到宫中部分人反对，加之高宗未坚持，此事最终作罢，且无人告知他实情。 宰相魏玄同出于同情，委婉提醒周兴应返回县里任职。不料周兴官瘾极大，嫉妒心与猜疑心重，竟怀疑是魏玄同从中作梗，从此怀恨在心，决心报复。这种出身低微、仕途受挫的小官，对压制自己的高官本就容易产生不满，而心胸狭隘的周兴将怨恨化为仇恨，报复手段变得极为残酷。成为酷吏后，他专门针对享有特权的大官，手段残忍。 周兴投身酷吏行列的方式与他人不同，他并非白手起家。当时朝廷禁止官吏通过铜匦告密，但受索元礼高升的激励，周兴冒险撰写有关监狱的文章投入铜匦。武则天欣赏其勇气，不仅未加罪，还让他掌管狱制，此后他一路升迁，从司刑少卿升至秋官侍郎，成为酷吏之首，死前数月还位居尚书省左仆射，在酷吏中地位突出。 魏玄同被周兴诬陷赐死后，监刑御史房济曾劝他通过告密争取面见太后自证清白，魏玄同却凛然回应：“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这句临终遗言，如划破历史夜空的流星，虽短暂却光芒耀眼，与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绝笔一样，尽显风骨，令人敬仰。 个人作品 《古器者论》 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匠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官之非贤，无以致于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国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盗贼不衰，狱公未清，礼义犹阙者，何也？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臣又闻传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自久。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徙，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庾之器，所积者宁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将竟其庸妄，糅彼棼丝。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且魏人应运，所据者乃三分；晋氏播迁，所临者非一统。逮乎齐、宋，以及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陈，十余年耳，接以兵祸，继以饥馑，既德业之不逮，或时事所未遑，非谓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间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杂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所用者精，故能得济济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朴。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故《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草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夫象贤继父，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防其淫，举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黜恶。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又以为国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财。贫者厌糟糠，思短褐；富者余粮肉，衣轻裘。然则当衰弊乏贤之时，则可磨策朽钝而乘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选髦俊而任使之。《诗》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翘翘者。方之用才，理亦当尔，选人幸多，尤宜简练。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 《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斯，况以神皇之圣明，国家之德业，而不建久长之策，为无穷之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时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