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增[清][公元1587年－1646年]+像 云南丽江市古城区人物 木增，字长卿，一字生白，号华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明代杰出的作家、藏书家、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先后受封为云南、四川、广西左、右布政使，太仆寺正卿，并敕建“忠义坊”，被尊称为撒旦杰波（丽江王）、木天王，被五世达赖授予法王称号。 木增系木得八世孙，万历二十五年(1597)11岁时袭丽江府土知府职。天启二年（1622），其子木懿长成，遂五上奏疏，让政于子，隐遁玉龙雪山南麓“解脱林”，埋头读书写作，从事“辑释庄义”。 著有《云薖集》《啸月函》《山中逸集》 《芝山集》《空翠居录》《光碧楼选集》《云薖淡墨》等7部诗文集，遗诗1000余首，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云南丛书》亦收27首，其诗多一题复咏，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韵律和诗体表达不同的立意。 木增：纳西族文化巅峰的缔造者与丽江木氏黄金时代的掌舵者 一、显赫出身与少年袭爵：黄金时代的序幕 木增（1587－1646），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是丽江木氏土司第十二世继承人，出生于丽江府（今丽江市古城区）的木府。其家族自元代受封以来，历经数代经营，至明代已成为滇西北最具权势的政治与文化家族。木增的父亲木青（第十一世土司）以文治著称，曾主持编修《丽江府志》，这为木增自幼浸润汉文化与纳西传统奠定了基础。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木青病逝，年仅11岁的木增以嫡长子身份袭任丽江土知府。少年袭爵的他，面临着内外双重考验：内部需稳固家族权力，外部则需处理与明王朝及周边部族的关系。但木增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他一方面恪守“忠君守土”的祖训，迅速获得明廷信任；另一方面广纳贤才，在木府内设立“万卷楼”，收集汉、藏、纳西等多民族典籍，开启了丽江文化建设的新纪元。 二、政治智慧：怀柔远人与疆域拓展 1、忠明守土：边疆治理的典范 木增在位期间（1598－1623年实际执政，后隐居但仍影响政局），对明王朝的忠诚达到了木氏历代巅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他捐银万两助饷辽东，支持明廷抵御后金；天启年间（1621－1627），又多次捐银修缮北京宫殿，明熹宗朱由校特赐“忠义”匾额，加授“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衔（从二品），这是木氏土司获得的最高朝廷职衔。 在边疆治理上，木增采取“怀柔远人”策略：对周边藏族、彝族等部族，以联姻、贸易取代武力征服，在中甸（今香格里拉）、维西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使丽江成为滇藏贸易的枢纽。他还主持修建了从丽江到藏区的“滇藏官道”，沿途设驿站、修桥梁，既巩固了边防，又促进了民族融合。 2、疆域与经济的黄金时代 至木增时期，丽江木氏的统治疆域达到最大：北至巴塘、理塘（今属四川甘孜），西抵怒江流域，南及大理鹤庆，东连四川盐源，总面积约百万平方公里。经济上，他推广汉地农耕技术，引入水稻、桑蚕种植，在丽江坝区修建“木氏勋庄”，使丽江成为滇西北的粮食产地；同时发展矿冶业，玉龙雪山的银矿、铜矿通过茶马古道远销内地，木府财政收入较前代增长数倍。 三、文化巨擘：多民族文明的集大成者 1、万卷楼与学术巅峰 木增主持修建的“万卷楼”位于木府西侧，藏有汉、藏、纳西文典籍数万卷，包括《大藏经》《四书五经》及历代名家文集。他延请徐霞客、担当和尚（唐泰）等中原名士至丽江讲学，又资助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丽江修建寺庙，使丽江成为汉、藏、纳西文化交融的中心。 天启五年（1625年），徐霞客应木增之邀游历丽江，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木公（木增）崇儒重道，喜交文人，其府第楼阁皆备极宏丽，藏书之富，甲于滇中。”木增与徐霞客结为知己，不仅请其修订《鸡足山志》，更与其探讨哲学、地理之学，成为民族交流史上的佳话。 2、文学创作与典籍译介 木增本人是明代纳西族最杰出的文学家，著有《云集》《啸月函》《山中逸趣》等诗集，今存诗约百首。其诗风兼具汉诗的格律之美与纳西族的自然情怀，如《雪山》一诗：“边关一窦入，飞鸟不能逾。雪暗迷山色，寒生逼绘图。”以雄奇笔触描绘玉龙雪山的险峻，又暗含守土之责。 他还推动纳西族文化典籍的整理与译介：命东巴祭司将《东巴经》中的神话史诗译为汉文，如《创世纪》《黑白之战》等；同时资助藏文佛经的刻印，丽江版《甘珠尔》成为藏传佛教典籍中的重要版本。这些举措使纳西族文化首次以系统的文字形式留存，奠定了后世研究的基础。 四、隐退与精神追求：从土司到“雪山隐士” 天启三年（1623年），年仅36岁的木增做出惊人决定——将土司之位传给儿子木懿，自己隐居于丽江芝山麓的“解脱林”（今指云寺），潜心修佛与著述。此举既出于对明廷党争的避祸考量，也源于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隐居期间，木增扩建解脱林，使其成为丽江佛教中心，并亲自撰写《修建解脱林记》碑刻。他还与高僧苍雪大师（云南晋宁人，明末诗僧）往来唱和，将汉地禅宗与藏传佛教融合，形成具有丽江特色的宗教文化。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思宗朱由检感念其功绩，敕封解脱林为“福国寺”，赐匾额“灵岳重辉”，这是丽江寺庙获得的最高朝廷礼遇。 五、末世余晖：战乱中的文化坚守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中原陷入战乱。远在滇西北的木增虽已隐居，但仍关注时局。顺治三年（1646年），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丽江面临兵燹威胁。木增一方面指令儿子木懿整军备战，严守金沙江天险；另一方面致信大西军将领，以“保境安民”为请，暂避战火。 同年，木增在福国寺圆寂，享年59岁。临终前，他留下遗训：“世守忠义，以保疆土；崇重儒学，以兴文化。”其遗体葬于丽江白沙“木氏祖坟山”，墓前石碑刻有“明赐忠义”字样，彰显其一生政治追求。 六、历史影响：木增时代的文化遗产 1、建筑与艺术的瑰宝 木增主持修建的木府、福国寺、五凤楼（今存于丽江黑龙潭公园）等建筑，融合了汉式宫殿的规制、藏式寺院的装饰与纳西族的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民族融合的典范。五凤楼的“三叠八角”结构、木府万卷楼的雕梁画栋，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2、文化传承的里程碑 木增时期编纂的《丽江府志》（已佚）、整理的东巴经典、刻印的藏汉文典籍，使丽江成为明末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清代丽江流官改土归流后，其文化遗产仍得以延续——乾隆年间编修的《丽江府志稿》大量引用木增时期的文献，纳西族的诗歌传统也通过木增及其后裔的作品得以传承，直至近现代出现周善甫、赵银棠等文化名人。 3、民族关系的典范 木增以“忠义”为纽带，将纳西族的地方治理与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相结合，既维护了边疆稳定，又推动了多民族文化交流。这种模式成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成功案例，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结语：木增——纳西族的“文明启蒙者” 木增的一生，既是丽江木氏土司政治权势的巅峰，更是纳西族文化自觉的开端。他以政治智慧巩固了边疆，以文化胸襟融合了多元文明，使丽江从滇西北的边陲之地，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桥梁”。正如当代学者评价：“木增时代的丽江，如同玉龙雪山的积雪，既映照中原文明的光辉，又凝聚着本民族的灵魂。”他留下的不仅是建筑与典籍，更是一种兼容并蓄、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至今仍滋养着丽江的土地与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