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洪[公元1923年－2014年] 四川乐山市峨边人物 劳洪名熊白施。四川乐山人。民盟成员、中共党员。1941年肄业于成都协进高中。 ### 劳洪：从峨边走出的文学战士与时代记录者 #### 一、川南边陲的成长岁月（1923-1944） 1923年，劳洪出生于四川乐山县峨边县（今峨边彝族自治县）一个普通家庭。峨边地处大渡河畔，群山环绕，汉彝文化在此交融，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幼年时期，劳洪在县城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诵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也被当地彝族的民间故事、山歌民谣所吸引，这些鲜活的乡土文化元素，成为他文学记忆的最初养分。 彼时的峨边尚属偏远边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劳洪的父亲以小本生意维持家用，母亲则操持家务，家境虽不富裕，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1933年，劳洪进入峨边县立小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展现出对文字的敏感与热爱，常以日记记录所见所闻，尤其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疾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爱国思潮波及偏远的峨边，年少的劳洪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大公报》《申报》等进步报刊，逐渐萌生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1940年，劳洪考入乐山中学（今乐山一中），离开家乡前往乐山城区求学。乐山作为川南文化重镇，汇聚了一批思想开明的教师与流亡至此的文化人士，劳洪在此接触到鲁迅、巴金、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被《呐喊》《家》中批判现实、追求进步的精神深深触动。他开始尝试创作短篇小说，以峨边山区为背景，描写彝族同胞在封建压迫下的挣扎，以及汉彝百姓在苦难中的互助，这些习作虽显稚嫩，却已显露出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1944年，劳洪从乐山中学毕业，本欲报考大学文学系，但因家庭经济拮据，不得不放弃升学，回到峨边县担任小学教师。执教期间，他一面教书育人，一面深入乡村调研，收集了大量关于峨边社会结构、民族关系及民间风俗的一手资料，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 二、投身革命与文学觉醒（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峨边山区也因苛捐杂税、民族压迫而民怨沸腾。1946年，劳洪在乐山求学时结识的进步青年返乡开展地下工作，劳洪深受其影响，开始秘密阅读《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著作，并利用教师身份掩护，向学生与村民传播进步思想。 1947年，劳洪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负责峨边地区的宣传与联络工作。他以笔为武器，撰写传单、标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压迫，同时创作寓言故事、民谣体诗歌，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动员群众。例如，他在《山鹰与狐狸》中借禽兽争斗影射官僚地主对百姓的剥削，在《大渡河的号子》中以船夫的呐喊象征人民的反抗精神，这些作品在峨边民间广为流传，成为鼓舞革命斗志的重要力量。 1948年，国民党当局在峨边展开“清剿”，劳洪的地下活动暴露，被迫转移至乐山城区隐蔽。在乐山，他化名“劳洪”（原名曾用“曾庆华”等），进入一家报社担任校对员，同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在《川西日报》《乐山民报》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黑竹沟的枪声》《彝寨的火把》，以峨边山区为背景，描写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彝族群众联合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故事，作品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与革命激情，引起了进步文艺界的关注。 1949年12月，乐山解放，劳洪以地下工作者身份参与了新政权的接管工作。他随解放军工作队重返峨边，负责民族政策宣传与基层政权建设，深入彝寨调解民族纠纷，协助建立彝族自治区（今峨边彝族自治县前身）。这段经历让他对民族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他后来创作反映民族解放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实践基础。 #### 三、建设时期的文学深耕（1950-1978） 新中国成立后，劳洪被调往乐山地委宣传部工作，负责文化教育与文艺创作组织事务。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他始终坚持文学创作，将笔触投向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实践。1952年，他深入乐山钢铁厂（今四川峨半集团）体验生活，创作了中篇小说《钢花四溅》，描写工人阶级在技术革新中的奋斗精神，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建国初期反映工业建设的重要作品之一。 1954年，劳洪响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号召，主动申请到峨边彝族聚居区挂职锻炼，担任县文教科副科长。在峨边的三年间，他与彝族群众同吃同住，参与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记录下彝族从奴隶制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巨变。他走遍峨边的山山水水，收集了数百首彝族民歌、谚语及民间故事，整理成《峨边彝族民间文学集》（内部出版），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以彝族社会变革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渡河畔的朝阳》，该书以一个彝族头人家庭的分化为主线，展现了民族政策如何引导彝族人民走向新生，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获得四川省文学创作奖。 1960年代，劳洪调任四川省文联创作员，定居成都，但他始终心系峨边与乐山。他多次返回故乡采风，创作了大量反映四川乡土生活的散文、报告文学，如《苏稽古镇的记忆》《峨边茶山行》等，文字朴实真挚，充满对故土的眷恋。1966年“文革”爆发后，劳洪因曾发表“反映民族问题”的作品被批判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遭到抄家与批斗，创作被迫中断，多年积累的手稿与资料散失殆尽。但他并未放弃对文学的信念，在劳动改造期间，仍偷偷以笔记形式记录生活感悟与创作构思。 #### 四、新时期的创作复苏与生命余晖（1979-2014） 1978年改革开放后，劳洪获得平反，恢复了创作身份。已近花甲之年的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工作，先后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理事、乐山市文联顾问等职，致力于培养乐山本土文学新人。他主编《乐山文学》（后更名为《沫水》）杂志，发掘了一批优秀的地方作家，为乐山文学事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在创作上，劳洪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他以“反思历史、关注现实”为主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峨边旧事》，其中《黑彝头人的后代》《大渡河的摆渡人》等作品，通过个人命运的变迁，折射出时代的沧桑，语言凝练深沉，具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1985年，他历时十年创作的长篇回忆录《从峨边走出的岁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自传体形式，回顾了从童年到改革开放的人生历程，尤其详细记录了峨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成为研究川南边区历史的重要文献。 晚年的劳洪虽体弱多病，但仍坚持每年返回峨边，关注彝族地区的发展。他目睹了峨边在改革开放后交通、教育、经济的巨大变化，有感而发创作了报告文学《峨边新篇》，歌颂民族地区的脱贫成就。同时，他致力于整理毕生创作的手稿与笔记，将未完成的关于峨边民族关系的研究文稿整理为《峨边民族文化散论》（1998年自费出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资料。 2014年，劳洪在成都病逝，享年91岁。他的一生，始终与峨边、与乐山的土地紧密相连，其作品不仅是个人生命的记录，更是一部川南边区的社会变迁史。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与抗争、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时代洪流中的人性光辉，成为乐山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言：“我的笔，永远属于养育我的大渡河畔的土地。” 劳洪的创作生涯跨越了二十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阶段，他以文学为镜，映照出峨边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也以知识分子的良知，践行了“为人民写作”的初心。他的作品与人生，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地域、民族与时代的立体史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