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公元1927年－1996年，著名的历史学家] 四川自贡市荣县人物 罗荣渠（1927年8月29日—1996年4月4日），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四川省荣县人。 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1956年回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会长等。 代表作《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他所撰写、编著、翻译的著作共16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1996年4月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妻子周颖如是英语翻译家。 罗荣渠：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与史学巨擘 一、桑梓沃土：荣县少年的求知之路（1927—1946） 1927年1月19日，罗荣渠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镇（今属自贡市沿滩区）一个书香门第。荣县作为清末“保路运动”的重镇，近代以来人文荟萃，其父罗筱元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曾任荣县中学教师，家中藏书颇丰，为罗荣渠早年启蒙奠定了文化根基。 少年时期的罗荣渠正值抗战烽火蔓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辗转于荣县乡间，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苦难与民族的坚韧，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他日后以“民族命运”为核心的史学关怀。1941年，他考入荣县县立中学，在校期间不仅成绩优异，更对历史、地理学科表现出浓厚兴趣，常于课余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功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8岁的罗荣渠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彼时的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汇聚了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史学大师，学术氛围浓厚。在中央大学，他系统学习中西通史，尤其受西洋史教授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影响，开始思考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定位问题，这一思考成为他日后研究现代化理论的萌芽。 二、负笈北大：从世界史学者到跨学科探索（1946—1956）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罗荣渠随校东下，继续在历史系深造。1948年，他以毕业论文《19世纪美国向西扩张运动中的边疆理论》获学士学位，该文已显现出他对“边疆与现代化”问题的独特视角。同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师从著名世界史专家齐思和教授，主攻美国史与西方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进行院系调整，罗荣渠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助教、讲师。5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受苏联学术体系影响深远，而罗荣渠却坚持在世界史研究中融入跨学科思维——他自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尝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析历史进程。1956年，他参与编写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突破了传统“阶级斗争史观”的局限，强调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这在当时堪称学术创新。 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苏联学者的《美国史纲》，并在《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早期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等论文，首次提出“殖民主义在客观上推动亚非拉地区社会转型”的观点，虽引发争议，却为日后研究第三世界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拓荒拉美：在冷门领域建立学术坐标（1957—1978） 1957年，北京大学设立拉丁美洲史研究室，罗荣渠被任命为负责人，从此与拉美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国内拉美史研究几乎空白，他从零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统搜集拉美殖民地档案、欧美学者论著，开创了中国拉美史研究的先河。 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讨论升温。罗荣渠敏锐地意识到，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样本”，其历史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耗时数年完成《拉丁美洲史稿》（第一卷，1973年内部出版），该书以“殖民化与边缘化”为主线，分析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对拉美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首次在国内构建了拉美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文革”期间，北大文科研究陷入停滞，罗荣渠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但他仍偷偷携带资料，在劳动间隙撰写笔记，坚持思考拉美现代化问题。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加强外国史研究”，罗荣渠得以重返北大，主持编写《世界现代史》教材，并开始酝酿“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建构。 四、理论突破：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观（1979—1996）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迎来春天，罗荣渠的学术生涯也进入巅峰期。1982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首次将“现代化”作为独立学科概念引入中国史学界，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认为世界历史的主线是生产力变革推动的现代化进程，而不同文明因地理、文化等因素呈现多元发展路径。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五种社会形态史观”的桎梏，在学界引起巨大震动。 1986年，北大成立“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罗荣渠任主任，他整合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力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1993年，其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版，该书系统梳理了从15世纪至今的全球现代化浪潮，提出“外源型现代化”与“内源型现代化”的分类，深入分析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现代化挫折与机遇，被学界誉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里程碑”。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罗荣渠笔耕不辍，相继出版《美洲史论》《中国现代化之路》等著作。他在《美洲史论》中提出“哥伦布大交换”对世界历史的重塑作用，早于西方学界同类理论；《中国现代化之路》则以“冲击—反应”模式为基础，结合中国史实，论证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互动关系。 五、桑梓情怀：从荣县走出的“百科全书式”学者 尽管长期在北京治学，罗荣渠始终心系家乡。1985年，他回荣县考察，发现家乡留存的清代盐井遗址与巴蜀文化遗存具有重要历史价值，遂致信四川省政府，建议加强地方史研究与文物保护。1990年，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论集》收录了多篇关于四川保路运动、自贡盐业发展的研究，将家乡历史纳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 他的学术成就不仅限于史学领域：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他推动了中拉学术交流；作为北大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何顺果、董正华等一批现代化学者，形成“北大现代化研究学派”；他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史卷》副主编，参与制定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体系框架。 1996年4月12日，罗荣渠因积劳成疾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临终前，他仍在修改《现代化新论》第二版书稿，留下“未竟的现代化研究事业”。其弟子整理的《罗荣渠文集》（六卷本）于2004年出版，收录了他从拉美史到现代化理论的全部学术成果，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珍贵遗产。 六、学术遗产：跨越世纪的思想光芒 罗荣渠的学术贡献具有三重开创性： 理论创新：将现代化理论从西方中心论中剥离，构建了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全球史观，为中国史学界提供了分析近代中国问题的新范式。 学科奠基：开创中国拉美史研究与现代化研究，使北大成为国内这两个领域的学术重镇。 现实关怀：他的研究始终紧扣“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其“一元多线史观”对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