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先[公元1910年－1941年，革命烈士] 重庆市万州区人物 一、贫寒家境中的成长印记（1910—1925） 1910 年 4 月 1 日，李绍先（又名李光前）诞生于四川省万县城郊王家坡水井湾的贫苦农家。父亲李成凯以编篾器为生，大哥擅长木工却因病早逝，二哥性格懦弱，后随李绍先迁居利川以清扫街道维生，三哥同样是木匠，却在利川挑夫时被土匪甘占元的队伍拉夫，最终在汪营大田混战中遭乱枪杀害。家中八口人无片瓦寸地，全靠租用同村陈二老爷的两间破房和一亩薄田度日，每年辛劳所得交完租税后所剩无几，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 作为家中老四，李绍先自幼忠厚诚实、聪慧过人，备受家人疼爱。父母兄长省吃俭用供他读了两年私塾，后因家境窘迫被迫辍学，承担起料理家务的重担。1925 年，15 岁的他被父母送往万县城 “太升字” 印刷坊当学徒。这家兼营酱园的作坊劳动强度极大，环境脏乱，老板更是刻薄成性，稍不如意便对他拳打脚踢。一次，李绍先在酱园干活时不慎打翻一碗酱，老板竟抄起木棒劈头盖脸毒打，他额头瞬间肿起鸡蛋大的青疱。难以忍受非人待遇的他哭着跑回家，却在父母无奈的劝说下，理解家中生计艰难，擦干眼泪重返作坊。苦熬三年学徒期，他分文未得，却终学成手艺，开始领取微薄工资，家境才稍有改善。 二、谋生路上的革命启蒙（1932—1939） 1932 年，李绍先与新婚妻子蔡云春因家中人口众多、租住房屋狭小，一同迁居湖北利川城，在羊岔街租下白景瑶的房屋，开办了利川首个石印局。夫妻二人日夜劳作，相依为命，还时常寄钱补贴万县老家。随着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加上抚养三哥的遗孤，一家七口生活入不敷出，他不得不忍痛卖掉石印工具，改用陈旧的木板印刷，劳动强度大却收入微薄，沉重的生活压力几乎将他压垮。 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利川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于十字街附近赵克斌家中创办 “同益书店” 作为秘密联络点。李绍先的印刷局与书店相邻，他常去串门借书，由此结识了地下党员连攀元。在连攀元的启发培养下，李绍先的思想觉悟迅速提升，逐渐理解并认同共产党的主张。1939 年初夏，经连攀元介绍，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地下斗争中的责任担当（1939—1941） 入党后的李绍先满怀革命热情，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他先后培养介绍邹达益、邱国华入党，成立党小组并担任组长。1939 年 11 月，中共利川县支部升格为县委；1940 年 2 月，中共利川城支部组建，同年 6 月，李绍先被任命为支部书记。他深知责任重大，不仅如饥似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频繁组织党员会议学习党内文件，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退守恩施，积极推行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 政策，大肆发展特务组织。1940 年冬，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处第四科（军统湖北站）发展利川的牟子猷、王远植、朱宅仁为特务，四处侦察 “异党” 活动。1941 年 1 月，中共鄂西特委遭破坏，特委书记何功伟等被捕，鄂西陷入白色恐怖。即便挚友魏立志提醒他 “若为共产党需格外谨慎”，李绍先仍镇定自若地坚持革命活动。 四、狱中酷刑下的不屈英魂（1941） 1941 年 3 月 27 日，利川城党员谢世坤、邹达益相继被捕叛变，供出李绍先。当晚 10 时，特务以 “到县政府接生意” 为由诱捕李绍先。面对严刑逼供，他始终守口如瓶。特务对他施用 “上滚杠” 酷刑：强迫他跪在两块砖上，膝弯压碗口粗的木棒并让人踩踏，双手被捆后穿入另一根木棒由两人上抬，瞬间压碎膝盖骨。即便如此，他仍未吐露任何党的秘密。 次日，妻子蔡云春带着五岁儿子探望，只见他四肢无法动弹、浑身是血，却强忍疼痛安慰妻儿：“不要怕，我会回来的，去蔡光君那配副药酒。” 当蔡云春次日送药酒到监房时，李绍先已被秘密押解至恩施青鱼塘看守所。在这个由军统特务控制的魔窟里，他遭受了更残酷的折磨：踩杠、背火背兜（铁桶内放烧红木炭捆在背上）、钉活门神（手脚被铁钉固定在墙上），多次昏死却始终不屈。 1941 年 9 月 16 日下午，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特务头子朱若愚通知他 “上路”。李绍先昂首挺胸走出牢房，沿街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群众无不动容落泪。押至恩施飞机坝刑场时，刽子手强迫他下跪，他怒斥：“我是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向禽兽屈膝！” 最终被敌人开枪杀害，年仅 31 岁。就义前，他托好友转告妻子：“让蔡云春好好带孩子，将来定会有好日子。” 李绍先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与气节，他的精神如同三峡的江水，永远流淌在人民心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