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敬之[公元1913年－1949年] 重庆市万州区人物 陶敬之，字叔琪。四川重庆人。幼年在重庆读私垫。 陶敬之：革命烽火中的不屈英魂 在重庆的革命历史长河中，陶敬之是一颗闪耀着炽热光芒的星辰。他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1913年11月，陶敬之出生于四川省重庆的一个店员家庭。幼年的他在私塾开启了求知之旅，中学时代就读于旧式学堂。1931年，陶敬之肄业于“四川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爱好文艺的同学，他们一同组织读书会，创办壁报，积极传播新思想，在校园中掀起一股进步思潮的涟漪。1932年，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陶敬之考入上海商学院。然而，经济的窘迫如同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仅一学期后，他便不得不辍学，中断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 1933年春，陶敬之与蒋代延、李明成前往北平。因经济条件限制，无法进入学校继续深造的他们，选择每日前往北平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社会科学书刊。在那一方知识的天地里，陶敬之沉浸其中，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风雨无阻，成为北平图书馆里最为勤奋的读者之一。这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学识。一位早年投身革命活动的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陶敬之学历虽不深厚，但他的知识却极为丰富、全面。”从繁华的上海到古都北平，陶敬之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领土的累累暴行，以及东北同胞流亡关内的悲惨境遇。这些景象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使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如熊熊烈火般燃烧起来，也让他更加坚定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进步朋友，积极参与各类进步活动，为日后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4年秋末，由于父亲生病失业，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无力继续承担他的生活费用，陶敬之无奈返回重庆。1935年秋，经同学温田丰介绍，他进入《商务日报》担任记者，并在副刊版与王达非合编《国际时事周刊》。这份工作，让陶敬之有了更广阔的平台去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抗日主张。1936年春，陶敬之结识了时任《新蜀报》编辑的漆鲁鱼，后来得知漆鲁鱼是共产党员，曾在中央苏区担任保健局长。在漆鲁鱼的影响与引导下，陶敬之的革命信念愈发坚定。同年，他与漆鲁鱼等人共同成立了“重庆救国会”，并分工领导“职业青年救国会”的工作。为了团结更多力量投入抗日救亡事业，陶敬之积极奔走，广泛结交重庆各界职业青年。1936年7月19日，在重庆城区苍坪街福音堂，“重庆职业青年救国会”（对外名称为职业青年读书会）正式成立，当时到会者达30余人。这一组织的成立，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重庆职业青年群体投身抗日的热情，为抗日救亡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1936年8月，日本妄图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进一步扩大其在华侵略势力。消息传来，陶敬之怒不可遏，他挺身而出，领导并发动了“重庆各界反对日本设领大会”。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陶敬之通过报纸等舆论阵地，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露其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丑恶嘴脸，呼吁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他的积极组织与号召下，重庆各界民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强大的抗日声势。此次运动与成都人民的抗争相互呼应，最终迫使日本放弃了在蓉设领事馆的企图。然而，陶敬之的这些正义之举，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视陶敬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他展开了严密的监视与迫害。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陶敬之被迫离开重庆，前往万县，任职于《万州日报》。 在万县，陶敬之迅速投入到新的战斗中。他充分利用《万州日报》这一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笔为剑，鼓舞着当地民众的抗日斗志。同时，他积极联络万县各界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万县救国会，并担任总干事。在他的领导下，万县地区的群众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募捐活动以及支援前线的行动接连不断，万县成为了川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据点之一。1938年5月，经漆鲁鱼介绍，陶敬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党组织通知他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时，这位在革命道路上坚定前行的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时刻，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入党后，陶敬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革命工作中。1939年“五·三”、“五·四”期间，日军侵略者的飞机对作为陪都的重庆进行了不分昼夜的轮番轰炸，城区陷入一片火海，各行各业的许多单位纷纷迁往郊区以求安全。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川东特委决定在化龙桥建立郊区区委，陶敬之担任宣教委员，同时还负责《新蜀报》社近百名职工的工作。当时的工作环境异常恶劣，化龙桥也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区委的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暗中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中共地下党和一切进步势力展开了残酷迫害。然而，陶敬之毫不畏惧，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他深入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活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为党工作，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抗日力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更为猛烈的白色恐怖浪潮，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南方局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陶敬之奉命撤离重庆，开始了辗转各地的隐蔽斗争生涯。他先后前往涪陵农业职业学校、江津、泸县、康定等地，以教书、经商等职业为掩护，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追踪。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困苦，陶敬之始终坚守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从未放弃寻找党组织、继续为党工作的努力。他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无论被播撒到何处，都能在艰难的环境中生根发芽，为革命事业默默耕耘。 抗战胜利后，陶敬之返回重庆，以《国民公报》襄理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小民革”，全身心投入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交圈子，深入国民党内部，积极开展反内战、反独裁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情报收集能力，为党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内部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情报，为党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1947年，党组织委派陶敬之赴湖北宜昌，负责对国民党潘文华部队的策反工作，并担任中共川东临委宜昌特别支部书记。在宜昌，陶敬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险。他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积极联络潘文华部队中的进步官兵，耐心宣传党的政策，努力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策反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为瓦解国民党军队、推动革命胜利的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48年，由于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陶敬之的身份暴露，于6月29日晚被敌人逮捕。随后，他被押解回重庆，囚禁在渣滓洞男牢楼一室。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和威逼利诱，陶敬之展现出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他深知反动派的凶残本性，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早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准备。在狱中，他不仅时刻勉励自己坚守信仰，还常常鼓励难友们坚定革命信念，做好长期坐牢、迎接更大磨难的准备。他的乐观精神和坚定意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难友们黑暗的牢房，给予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从西北和东南两线迅速向大西南挺进，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蒋家王朝在覆灭前夕，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蒋介石与毛人凤专程由台飞渝，由毛人凤主持召集重庆军统公开和秘密各单位头目开会，部署蒋介石交待的大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计划。屠杀名单拟定后，毛人凤签请蒋介石批准。11月14日傍晚，敌人佯称转移，将陶敬之等30人从渣滓洞押解到军统集中营大礼堂，晚上分批押赴电台岚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陶敬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的口号，英勇就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36岁的宝贵生命。 陶敬之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一生。他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投身革命，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始终坚守信仰，不畏艰险，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