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齐格里·倭仁[清][公元1804年－1871年，清朝文华殿大学士]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人物 乌齐格里·倭仁（1804年-1871年），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中国晚清思想家、书法家、理学家。 乌齐格里·倭仁于道光九年（1829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擢詹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迁大理寺卿。咸丰三年（1853年），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等罪，诏斥未经确讯，率行参奏，下部议，降三级调用。咸丰四年（1854年），命以侍讲候补入直上书房，授郡王读。咸丰五年（1855年），擢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咸丰七年（1857年），调户部，管奉天府尹事。后回京，授都察院左都御史。 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擢工部尚书。同治六年（1867年），被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其命解兼职。同治十年（1871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乞休。 同年，乌齐格里·倭仁卒，享年67岁。 乌齐格里·倭仁在理学界始终被奉为正统领袖，为其马首是瞻，可谓深得拥戴，名满天下。其还在弥留之际的《遗书》中，念念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其本人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仍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唯一法宝，是“晚清保守思想的典型”。其存世行楷八言联，由里而外呈现出的是一脉贯通的意蕴，毫无艰涩、死板、呆滞、八股腐气，反之有豪迈的墨韵氤氲其间。 乌齐格里·倭仁：清朝文华殿大学士的传奇人生 倭仁出身于驻防八旗中下层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属于中下层旗人社会，并无显赫家世 ，其青少年时代在驻防地开封度过。道光九年（1829年），倭仁考中进士，殿试时获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随后选庶吉士，授编修，逐步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等职。 早年在京师为官时，倭仁的主要社交圈子是河南同乡，与李棠阶、王鵴等人交往密切，他们志趣相投，热衷于研究理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们成立“正学会”，定期开展“会课”活动。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言行甚至思想记录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每十天在其中一人家中集会，当面探讨得失。当时，倭仁等人“会课”讨论的主要是王学，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长达十年。 道光二十年（1840年），晚清著名理学家唐鉴再次到京师任职，倭仁与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纷纷聚集在其周围。唐鉴专注于程朱性理之学，倭仁向他问学后，学术思想发生转变，放弃王学，转而尊崇程朱理学，并终身笃信。经唐鉴介绍，曾国藩结识了倭仁。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唐鉴评价倭仁“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与倭仁结为至交，彼此以师友相称。曾国藩钦佩倭仁的理学修养，也效仿他写日课，并相互批阅，共同研讨。倭仁劝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后深感震撼；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十分敬重，只敢圈点而不敢批注，还在给弟弟的信中称赞倭仁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益友” 。进入这个新的社交与学术圈子后，倭仁迅速得到唐鉴、曾国藩、吴廷栋等人的赞赏，在当时京师理学家中占据较高地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倭仁升任詹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转任大理寺卿；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唐鉴告老还乡，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的重要支柱。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为整顿朝纲、励精图治，下诏让内外官员上书进言。时任大理寺卿的倭仁自认为满腹经纶，渴望施展抱负，于是上《应诏陈言疏》，指出“国家行政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而用人又先要辨别君子与小人”，并详细阐述了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表现，认为君主掌握用人之道，国家才能实现大治。咸丰帝对他的奏疏十分赞赏，鼓励大小官员以倭仁为榜样积极进言 。不久，礼部侍郎曾国藩上奏用人三策，咸丰帝又想起倭仁之前的奏疏，再次对其进行勉励。随后，清廷授予倭仁副都统衔，派他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认为这是大材小用，咸丰帝则表示叶尔羌帮办大臣是边疆要职，并非闲散之位。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二十日，倭仁赴任。尽管他对此次外任心存不满，但仍心系朝廷，密切关注国家政治。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鉴于咸丰帝即位后政治未见起色，倭仁从叶尔羌上《敬陈治本疏》，大谈“治本”之论，主张“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然而，对于被太平天国运动困扰的咸丰帝来说，这些言论不切实际，无法解决燃眉之急 。咸丰三年（1853年），倭仁弹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任意摊派路费、护卫索赃等罪行，但因未核实就上奏，被朝廷降三级调用，结束了在叶尔羌的任职。咸丰四年（1854年），侍郎王茂廕等人请求派倭仁会同筹办京师团练，咸丰帝认为军务并非其专长，未予批准。不久，倭仁以侍讲候补身份入直上书房，教授惇郡王读书 。咸丰五年（1855年），他升任侍讲学士，后又历任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咸丰七年（1857年），调任户部，管理奉天府尹事，并弹劾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倭仁署理盛京将军，在此期间，他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积累了官场经验，提出“尽心，平心。尽心、忠也、平心、恕也。人为政为学一以贯之矣”的观点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倭仁作为朝廷使臣出使李氏朝鲜，颁布咸丰皇帝去世的“遗诏”和同治皇帝登极的“恩诏”，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升任大学士、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因他老成持重、学问深厚，任命他为同治帝的老师。倭仁搜集古代圣贤帝王事迹和古今名臣奏议，整理成《启心金鉴》进献给同治帝，作为学习教材。由于倭仁为人严厉正直，同治帝对他十分敬畏 。七月，倭仁任协办大学士；闰八月，任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后又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 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激烈交锋，倭仁成为反对西学的核心人物，也因此在晚清历史上被视为顽固保守派代表。京师同文馆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同治五年（1866年）底，恭亲王奕訢等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计划从满汉贡生、举人、进士、翰林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员中招考学生，聘请西人任教。这一举措引发了巨大争议。同治六年（1862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上奏反对，认为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会使他们偏离“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道，但他的意见遭到同治帝严厉斥责 。张盛藻受挫后，倭仁亲自参与论争，与恭亲王奕訢等人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激烈辩论。他从立国根本出发，反对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大到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程度 。鉴于倭仁的学养和地位，清廷不敢轻视他的意见。倭仁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召见他，并将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訢等上奏重申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月十九日，奕訢等人虽承认此举难以预料结果，但仍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的说法，要求他推荐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另设一馆，这一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使倭仁陷入困境。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无奈上奏称没有合适人选。同一天，清廷还谕令他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双方争论达到白热化。朝堂上，奕訢等人的围攻让不善言辞的倭仁倍感屈辱，最终他气得病倒，以托病为由拒绝到总理衙门上班，这场正面冲突才逐渐平息 。同文馆之争中，倭仁以“本末”论和“夷夏之防”为思想基础，否定西学价值，认为向西方学习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导致中国文化消亡，充分体现了他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思想 。 同文馆之争后，倭仁虽失去部分兼差，但仍以大学士身份在弘德殿教导同治皇帝。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初八日，十四岁的同治皇帝“开笔作论”，题目为《任贤图治》，他写道：“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其观点与咸丰皇帝即位初倭仁所上《应诏陈言疏》一致 。同年，醇郡王奕譞奏请同治帝在太后召见群臣时“升座听政”，获朝廷批准 。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清廷和总理衙门最终向列强屈服。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倭仁认为：“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他多次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在《遗疏》中仍不忘提醒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劝诫同治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既表达了对国耻的铭记，也坚持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救国的根本 。光绪八年（1881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请在开封为倭仁建专祠，获得批准。 在哲学思想方面，倭仁在认识论上秉持“理在心中”的先验论。他认为“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所固有”，但心中之理因“物蔽”而不明，需通过“致知”来认识天理，且这对所有人都适用。他将认识天理分为“尽己性”和“尽人性、尽物性”两个阶段：“尽己性”即通过克服私念、内心修养来认识自己的天性，按天理约束言行；“尽人性、尽物性”则是认识人们之间和物之中的天理，可从一物穷理开始，通过“类推”认识万物之理，且两者相互联系 。在社会问题上，倭仁主张“帝王心治天下”的唯心史观，认为社会治乱兴衰取决于朝廷政治和用人，而这又受帝王之心制约，因此帝王应保持心正，以实现天下大治 。 在伦理思想上，倭仁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源于其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学习与践行，体现了儒家“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的价值观 。他以“理”为基本概念，认为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以及物之中都存在仁、义、礼、智之理，将世界万物和人伦关系统一于“理” 。其道德修养观点集中体现在《为学大指》中，包括“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六个要点，系统阐述了治学的宗旨、目的、内容、方法及效用 。 在理学思想上，倭仁推崇程朱理学，认为其完美无缺，是“正学”，而其他学问多为异说末学 。他的理学思想具有王学渊源，对程朱理学的道德论尤为推崇，将“诚”“敬”视为道德论的最高原则，并上升到宇宙观高度 。在理气论方面，他以“理”为哲学最高范畴，认为人与万物由“理气”生成，在理气先后问题上与朱熹观点相似，主张理在气先 ；在心性论方面，他按程朱观点阐释了心、性等重要范畴与命题 ；在知行观方面，他重视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等修养方法，主张知先行后，强调将道德知识付诸实践以成就理想人格 。总体而言，倭仁的理学思想符合程朱理学精神，是较为正统的程朱派理学 。同时，他的思想中也有王学的痕迹，如主张“事天无他，事心而已矣”，体现了心即理的王学命题 ，还曾引用王阳明关于“看未发气象”的言论 。 在政治思想上，倭仁关注吏治，认为为官应摒弃名利之心，做到仁民爱物、通下情 。针对当时吏治腐败问题，他提出朝廷应整饬风气、实行奖惩制度和建立检查制度等建议，以改善吏治，实现官民一体，稳定社会 。 《清史稿》评价倭仁：“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於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 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称赞他“用功最笃实”；曾国藩称他为令人肃然起敬的“益友”；桐城派名家方宗诚指出他先受王学影响，后专宗程朱，学问精深且笃行不辍 ；时人高度评价他的日记，认为可作为典范 ；晚清学者吴廷栋认为他的学说是躬行实践之学，其日记值得学习 ；倭仁同年朱兰评价“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 ；李棠阶则将他与曾国藩、胡林翼相提并论 。 倭仁的理学地位和声名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师友的推崇是重要因素，唐鉴、吴廷栋、曾国藩等对他的认可和赞赏，使他在京师理学群体中获得较高地位 。众多弟子门生的宣扬也扩大了他的影响，他多次担任科举考官，门生遍布天下，如叶名琛、何桂清、胡林翼、张之洞等都出自其门下 ，其弟子于荫霖、沈源深等对他的学说的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倭仁身为理学名臣，担任大学士、帝师等重要职位，成为士林社会的表率，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影响力 ，《清儒学案》称他为“道光以来一儒宗”，充分肯定了他在晚清儒学（理学）史上的地位 。 倭仁的家族成员中，儿子福咸为拔贡，历任孟津县知县等职，咸丰十年（1860年）与周天受战死于宁国，获赏骑都尉世职，入《清史列传》忠义传；次子福纶曾任广东候补同知、郎中；幼子福裕官至奉天府府尹 。侄子福润官至安徽巡抚，福曜也是他的侄子 。孙辈中，福咸之子衡峻曾任户部员外郎，衡瑞被钦赐举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