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元[清][公元1635年－1704年，清初哲学家]+像 河北保定市博野县人物 颜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中国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养生家，颜李学派创始人。 颜元早年学医，喜读兵书，并学剑术。二十四岁读陆王语录，颇为倾心，遂成为陆王的信徒。两年后，又读《性理大全》，接触到周、程、张、朱的思想，便抛弃了陆王心学，改宗程朱理学。三十四岁时为养祖母守丧，严格遵循朱熹所定家礼，“泣血哀毁”，险些丧命。使其对程朱理学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此后，对程朱静坐和读书的修养方法也产生了怀疑，并在《存学篇》《存性篇》《存人篇》以及《朱子语类评》等一系列论著中，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继而改其“思古斋”为“习斋”，力务实习、实行之学。晚年主持河北肥乡漳南学院，建立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在学术上和门生李塨一一起注重实学，强调“习行”、“习动”、“践形”，反对死读书的学风。于1704年去世。 颜元猛烈批判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率天下人入故纸”，提出富、强、安天下的政治主张，教育目的应该是培养“实行”、“实用”的实用人才。本着“经世致用”原则，以实事实物为重心，采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特别注意习行、主动，反对宋儒的读书静坐。他的教育教学思想开辟了走向实践的新方向。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篇》《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颜元：思想革新者的传奇人生 颜元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出生。因中年后大力倡导习行学说，将书屋命名为“习斋”，后世尊称其为习斋先生。他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亲颜昶家境贫寒，幼年时被过继给蠡县刘村的朱九祚为养子，遂改姓朱。颜元在朱家出生，取名朱邦良，因家中园内凿林，乳名“园儿”，归宗后取此字音为“元”。颜昶在朱家饱受歧视与虐待，心中愤懑难平，萌生逃离之意。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劫掠京畿，颜昶趁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信全无，此时颜元年仅四岁。八年后，颜元的生母王氏改嫁，他便孤身一人留在朱家生活。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长期在地方担任武职。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带着颜元迁居蠡县城内。当时明朝国事衰微，朱九祚曾上书指出：“如今的士兵，大多是市井无赖，冒名领取粮饷。出兵就抢掠，作战就逃跑，而且逃跑后也不知其身份，这就是仓库日益空虚且无可用之兵的原因。”他提出一种不耗费粮饷却能得数万可用之兵的办法：“将各州县富民中擅长弓马的子弟进行编练，十家共出一兵，免除其杂役，兵器马甲由其自备。平时加以训练，每个士兵配备一名副卒，正兵受伤则由副卒补上。士兵皆为本地人，不可逃跑，且一人为国效力，十家得以安宁，谁还会逃跑？这样兵力强大，粮饷充足，取之不尽。”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朱九祚未作反抗。顺治四年（1647年），蠡县生员蒋尔恂以“反清复明”为名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尔恂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一职。不过，朱九祚有时也展现出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土地被圈占，旗人奴仆韩某横行霸道，随意耕田，致使众多百姓失去产业”。朱九祚“趁其窝藏盗贼时，将其包围擒获，并向县府告发”。按律韩某本应处斩，虽遇赦免死，但不敢再肆意妄为，“乡里穷苦百姓不再受满人欺侮，得以租种祖传田地” 。顺治八、九年时，地方局势稍安，清廷裁撤省南道，朱九祚卸任。不久后因事遭人控告，一度逃亡，颜元也被牵连审讯。讼案了结后，朱家日渐衰落。由于城内生活开销大，他们便返回乡村居住。朱九祚晚年“恬淡自处，不再涉足城市，教导儿子朱晃和养孙颜元耕读，凡事不再过问世事” 。 颜元八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师从吴洞云。吴洞云擅长骑射、剑戟，感慨明末国事日非，著有关于攻战守备的书籍，同时精通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自幼便接受了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十二岁时，因遭吴洞云妻子怨恨，无法继续师从。十四、五岁时，颜元接触寇氏丹法，学习运气之术，为求修仙，婚后也不与妻子亲近。后来明白修仙不可得，才与妻子和睦相处，但又结交不良之人，沾染轻薄习气。十九岁时，师从贾端惠先生。贾端惠禁止弟子结社饮酒、私下送礼，颜元遵循教诲，痛改前非。为考取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秀才头衔，颜元坚决拒绝，哭着说：“宁做真正的白丁，也不做虚假的秀才！”最终，十九岁的颜元凭借自身努力考中秀才。 二十岁时，因讼案导致家道中落，颜元回乡后承担起全家生计。他“耕田灌园，历经艰辛磨砺。起初吃红薯高粱，难以下咽，后来渐渐习惯，身体也更加健壮，旁人看不出他的贫穷” 。为谋生，他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教导子弟。二十一岁时，颜元阅读《资治通鉴》，废寝忘食，立志博古通今，明晰兴衰正邪之道，并决心放弃举业。此后虽参加文社、岁试，但只是为了让长辈高兴，不愿以此耽误终身。二十三岁时，他研读七家兵书，学习兵法，研究战守策略，时常彻夜不眠，还经常练习技击之术。这一时期，颜元十分喜爱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其中蕴含圣人之道，曾亲手摘抄要点，反复品味。 二十五、六岁时，颜元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读到《性理大全》，这本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折服于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的学说，从此以传承道统为己任。“在农耕劳作的辛劳中，每日必定静坐五六次，必读并讲解《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静坐以主敬存诚，尽管周围人或嘲笑、或鄙视、或斥责他，但他不为所动。 康熙三年（1664年），颜元听闻蠡县北泗村的王法乾，此人厌恶僧道，排斥佛老思想，焚毁时文，研读五经，日常衣冠整齐，以敬修身，以礼治家，虽被乡人视为“狂癫”，颜元却惊喜地说：“士人都如此‘癫狂’，儒家之道就有希望了！”于是与王法乾结交。两人每十日相聚一次，每次见面都相互“指出过错，辨析学问，声色严厉，如同对待子弟。但过一会儿，又恢复和睦恭敬的样子” 。他们还各自写日记，“心中所想、身体所行，都按日按时记录。这样内心时刻不敢放纵，身体也时刻不得空闲。相聚时彼此交换检查，有功劳相互勉励，有过错相互惩戒” 。后来，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产生分歧。 颜元虽个人身世坎坷，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使命。他目睹明末政治腐败、风俗衰败、军队羸弱、士人迂腐，痛心疾首。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至壮，备尝孤苦，孤身漂泊无依，但心中始终牵挂百姓。每当饮酒畅谈至深夜，谈论天下大事，总是慷慨高歌、泪如雨下。”二十四岁时，颜元著有《王道论》，后更名《存治篇》，阐述其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实现天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制度，“恢复井田制、封建制、学校制，加以斟酌调整，便能让百姓和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王道” 。 康熙七年（1668年），养祖母刘氏病逝。颜元感念祖母养育之恩，加之父亲出走未归，无法为祖母殓葬，悲痛欲绝。他三日不进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水一同流下，下葬后仍朝夕哭泣，最终大病一场。朱家一位老翁怜悯他，说：“唉！你如此哀伤，这样死去只是白白送命。你祖母自幼不能生育，哪来的父亲？你父亲是从外姓收养的。”颜元十分震惊，向已改嫁的生母询问，证实了此事，哀伤之情才有所减轻。 颜元为养祖母守丧时，严格遵循朱子家礼，不敢有丝毫违背。他因悲伤过度，加上饮食不调，几乎丧命。虽觉得许多礼仪违背人之常情，但认为圣人制定的礼仪就是如此，不敢怀疑。后来，他对照古礼，发现朱子家礼有诸多删改不当之处。“初丧时，按礼早晨和晚上各吃一溢米，不限定次数。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导致守丧时，过了早晚时间就不敢进食。遇到哀伤时刻，又吃不下饭，几乎害死我。”“于是感叹先王制定礼仪，充分考虑人的本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应随意更改。” 由此，他开始全面反思宋儒学说，“领悟到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孔子的四教，才是真正的学问。静坐读书，是程朱陆王受禅学、俗学影响，并非真正的学问” 。次年，他著《存性》《存学》两篇，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思想转变后，他更深刻体会到“思考不如学习，学习必须实践”，于是将“思古斋”改为“习斋”。此后教导弟子，让他们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学问，并练习射箭、骑马、歌舞和拳法武艺，坚决反对静坐空谈。 刘氏去世后，朱晃唆使朱老翁驱赶颜元，他只好迁居随东村。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老翁去世，三十九岁的颜元回到博野县北杨村，恢复颜姓。归宗后，颜元依旧从事农田劳作。一次有客人来访，看到他在扬场，十分惊讶。颜元却说：“君子处世，应甘愿穿着粗衣，食用粗食，甘愿辛勤劳作，这样才能不迷失自我！”此时，颜元的弟子日益增多，李塨于康熙十八年前来求学。对于新入门的弟子，颜元必先申明自己制定的教条，要点包括：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尤其重视六艺的学习。每逢一、六日学习算数，三、八日练习礼仪，四、九日吟唱诗歌、学习音乐，五、十日练习射箭。他一心致力于弘扬儒家学说中注重实用、实践的思想，曾说：“如果上天要废弃我的学说，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果上天不废弃我的学说，人才尚未聚集，学术尚未完备，这才是我所忧虑的。”他还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 颜元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与弟子们相互监督改正过错。有一年，颜元买石氏女子为侧室，发现女子痴呆癫狂，才知被媒人欺骗，于是让媒人将女子领回并退还彩礼。不料媒人又将女子转卖他人，李塨就此事直言规劝，颜元听后悲痛哭泣：“是我的过错！”于是拿出原金赎回女子送还其父。李塨深感先生勇于改过，从此写日记自我反省。颜元和李塨还约定：“有些话不方便当众指出，可私下互相提醒。比如：提醒懒惰拍座位，劝诫骄傲使眼色，制止暴戾要重视，话多就咳嗽示意，吐痰警示言语失误，神情严肃戒除嬉笑轻浮。”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十岁的颜元前往关外寻找父亲。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得到镶白旗董千总的资助开糖店，先后娶妻王氏和妾刘氏，刘氏生下两个女儿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回乡探亲，但因入关受阻未能成行，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出关一路上艰辛寻找，在沈阳张贴寻人告示后，被银孩得知。兄妹相见，抱头痛哭。颜元祭奠父亲坟墓后，亲自驾车，奉父亲牌位回到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感叹：“百姓的安危，圣道的兴衰，我怎能以天生之身，自私地偷安享乐呢！”于是在康熙三十年，他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两千余里，拜访河南众多儒者。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展示自己所著的《存性》《存学》《唤迷途》等书，宣传政治主张，直言不讳地抨击理学家空谈义理、专注著述讲读而不注重实学实践的倾向。在开封居住时，他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张天章感叹：“礼乐已衰亡，《存学》确实不得不写！”他们又研讨水政，张天章说：“先生为何不著《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我写《存学》，正是担忧后世儒者只知著书立说，难道还要效仿他们吗？况且花费过多精力在纸墨之上，恐怕用于实践学习的精力就少了。”因此，前来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在商水，颜元拜访李木天，与他谈论经世济民之学。李木天见颜元佩戴短刀，便离座为他演示各家拳法，颜元笑着说：“那可以和你比试一下。”两人折竹为刀对舞，没几个回合，颜元便击中李木天手腕。李木天大为惊讶：“技艺竟如此高超！”两人又深入谈论经世之学，李木天倾慕不已，行下拜之礼。次日，便让儿子跟随颜元学习。 通过此次南游，颜元更深刻认识到程朱之学的危害。他说自己从关外归来时，“医术逐渐为人所知，名声渐渐传开，才知道圣人之道早已失传。但仍不敢冒犯宋儒的强大声势，也不忍心违背年少时引导我入门的学说” 。然而，“等到辛未年游历中州，向当地名士请教，发现人人沉迷禅宗，家家专注训诂，坚信宋室诸儒就是孔孟，这种观念牢不可破，我费尽口舌也难以改变。只有摒弃一分程朱之学，才能见到一分孔孟之道。否则，天下将永无圣道昌明、百姓安宁之日” 。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书，辨析朱熹学说的错误，另一方面花更多时间精力向友人和门生阐明训诂、理学、科举之害，大声疾呼：“仙佛之害，只迷惑平庸之人。程朱之害，却迷惑众多贤能智者。”“不废除科举八股和静坐读书的风气，天下终将大祸临头。” 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的郝公函（字文灿）多次礼聘他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大展抱负，亲自拟定各项规章，规划书院布局，并手书“习讲堂”对联：“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后，当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房屋全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回乡。后来，因水患愈发严重，郝公函多次邀请，颜元都未能前往。不久，郝公函来信问候，并附上一份契约：“颜习斋先生生前是漳南书院的老师，去世后为书院的先师。我所赠送的庄园一处，田地五十亩，先生生前享用，去世后作为遗产。” 从肥乡返回八年后，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颜元病逝。临终前，他对门人说：“天下之事还有可为，你们应当积累学问，等待时机。”颜元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下为他谥号“文孝先生”。 颜元毕生投身教育事业，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培养学生。在他的讲堂上，摆放着琴、竽、弓、矢、筹、管等器具，每日带领学生学习礼、乐、射、书、数，钻研兵、农、水、火等实用学问。他不仅教育学生“习动”，自己也身体力行。57岁时，他与商水大侠李子青比武，“几个回合就击中李子青手腕”，可见老年时仍身手矫健。62岁时，应郝公函之邀主持漳南书院，亲自规划书院，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书院被淹后，他返回故乡。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颜元离世。他一生培养了众多学生，有记载的达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并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颜李学派”。 梁启超评价道：“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被异姓收养，饱经忧患，坚韧不拔。他的学说类似罗马的‘斯多噶派’，对旧思想的解放最为彻底。”“有清一代学术，初期是程朱与陆王之争，中期是汉学与宋学之争，末期是新旧之争。其间有一人将朱陆汉宋各派所依赖的根基全部摧毁，对两千年来的思想界发起猛烈而诚挚的革命运动。他打出的旗号是‘复古’，但精神完全是‘现代的’。” 钱穆认为：“若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大师，颜元当属首屈一指。岂止影响三百年！上至宋、元、明，其心性义理之学，颜元一概推翻；下至有清一代，其训诂考据之学，颜元也一并否定。‘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这是王昆绳所说，见《居业堂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在这茫茫世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诗句正可用来形容颜元。”“颜元是北方学者，早年求学也曾出入程、朱、陆、王学说，多年来笃信并努力践行。有一天幡然醒悟，将宋明相传六百年的理学全部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见解之果断，是南方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 颜元：传统教育的批判者与实学教育的倡导者 颜元对自汉代以来长达两千年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展开了猛烈批判，其矛头直指玄学、佛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他倡导实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历史中寻得依据。在颜元看来，尧、舜、周、孔时代的教育就是实学教育的典范。以孔子为例，其教育注重对实际活动的考察与练习，弟子们有的研习礼仪，有的弹奏瑟乐，有的学习舞蹈，有的探讨仁孝，有的谈论商业、军事和政治事务，所学知识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都大有裨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儒理学教育，该教育主张主静主敬，学子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宛如泥塑；讲堂之上，侧重讲解、静坐、读书或追求顿悟。在颜元眼中，宋儒理学教育危害巨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坏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柔弱不堪，缺乏经天纬地的才能，学生所学与实际生活脱节，即便饱读诗书，也毫无用武之地，既误自身，又误国家；其二，“灭圣学”，理学家专注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沉溺于文墨世界，致使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教导、朋友交流皆以文字为标准，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而八股取士的推行更是加剧了这种危害；其三，“厄世运”，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沦为文字游戏，统治者借助科举八股将士人禁锢于文字之中，导致社会道德滑坡、经济衰退、人才匮乏，危害深远。因此，颜元坚决主张以实学取代理学。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宋明理学教育，是实学教育思潮的显著特征，而颜元正是这一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首先，颜元深刻揭露了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指出，传统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脱离实际，将读书求学等同于训诂、清谈或佛老之学，程朱理学更是集这些弊端于一身，脱离实际的程度更为严重。受此教育培养出的人，既无法传承圣道，也不能济世救民，可谓“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甚至直言“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脱离实际的极度厌恶。 其次，颜元批判了传统教育中义、利对立的观念。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传统教育将“义”与“利”、“理”与“欲”对立起来。颜元继承并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在于“谋利”和“计功”，同时“利”也不能违背“义”。这一思想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使中国古代对义利关系的认识更趋科学。 颜元还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深刻认识到，学校本应是培养人才的正途，然而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用空洞的八股文取代实学，不仅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还会误导学者，耽误人才培养。他尖锐地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其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 尽管颜元是借古人之名批判传统教育，宣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但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环境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直指程朱理学，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当时的思想界引发了巨大震动，梁启超称他为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可谓十分恰当。 颜元高度重视人才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将人才视为治国安民的根本，在其“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举人才”被列为首位。他还进一步阐述道：“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还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来培养，他认为“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 ，正确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凸显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这对我们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上，颜元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他认为，“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 。虽然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他重视人才对治国的作用，强调人才由学校教育培养，以及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束缚，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对人才的新需求，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为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方面，颜元提出“真学”“实学”的主张，其特点是崇“实”卑“虚”，与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形成鲜明对比。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是“真学”“实学”，大力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六府”“三事”出自《尚书·大禹漠》，即“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出自《周礼·地官》，包括“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艺”是核心，“六德”“六行”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晚年规划漳南书院时，颜元陈设六斋并规定具体教育内容：文事斋教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教授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以及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教授《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教授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教授静坐、编著，以及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教授八股举业。设立“理学斋”和“帖括斋 ”只是权宜之计，“俟积习正”便会关闭。颜元的教育内容超越了传统“六艺”教育，涵盖自然科技知识、军事知识和技能等，并实行分科设教，蕴含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推动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理论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是其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 在教学方法上，颜元强调“习行”教学法，这是他学术思想转变后的核心主张。35岁时，他意识到“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将家塾更名为“习斋”。颜元认为，真正有用的知识需通过亲身“习行”和“躬行实践”从客观实际事物中获得。“习行”教学法强调教学要联系实际，坚持练习和实践，否则所学知识毫无用处。这一主张源于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中，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取真知；同时也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脱离实际，影响健康。当然，颜元并不排斥读书和讲说获取知识，他认为读书是“致知中一事” ，讲说也有必要，但都需与“习行”相结合，且应在“习行”上投入更多精力。尽管颜元的“习行”强调个人行动，忽视“知”对“行”的指导和理论思维的重要性，缺乏社会实践意义，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实践中获取知识，是中国古代教学法发展中一次解放手脚的革新，打破了脱离实际、注入式、背诵教条的教学模式，具有进步意义。 此外，重视农业知识传授和劳动在人才培育中的作用，也是颜元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颜元长期生活在农村，亲身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即便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后也未脱离劳动，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较为罕见。基于自身经历，他深刻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不仅认为人人应参与劳动，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一方面，他将传授农业知识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认为“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并在“习斋教条”中规定学生应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知识。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劳动具有德育和体育意义，劳动能使人“正心 ”“修身”，培养勤劳品质，克服怠惰，还能增强体魄，是重要的养生之道。然而，颜元的思想仍未突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局限，这是其教育思想的不足之处。 人物名言 1.为学从切实处下手，自不落空。 2.志不真则心不热，心不热则功不贤。 3.寡欲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 4.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 5.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 6.忧愁非书不释，忿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 7.君子处事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矣。 8.一风俗而成治功，莫善于取人以德，其本莫重于谨痒序之教。 9.教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教过不改也徒伤情，奖长易功也且全恩。 10.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 11.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者，宋学也。 12.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会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行道上，鲜见其人也。 13.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