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常宁（1657年11月4日—1703年6月7日），满洲镶黄旗人，清世祖顺治帝第五子，生母为庶妃陈氏。作为清初宗室成员，常宁的一生贯穿康熙朝政治与军事舞台，虽未建立显赫功勋，但其在三征噶尔丹中的角色、与康熙帝的复杂关系，以及家族传承的影响，构成了观察清初宗室政治的重要视角。 一、家族背景与早年经历 常宁出生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为顺治帝庶妃陈氏所生。其家族背景可追溯至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一系，属宗室远支。康熙十年（1671年），常宁被封为和硕恭亲王，成为清初少数获得亲王爵位的宗室成员之一。这一封爵既是对其出身的认可，也反映了康熙帝对宗室势力的平衡策略。 常宁自幼接受宗室教育，学习满汉文化与骑射武艺。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分得佐领，正式参与旗务管理。这一时期，常宁主要承担宫廷礼仪职责，如参与祭祀、朝贺等活动，尚未涉足核心政务。 二、政治与军事生涯 （一）三征噶尔丹中的角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蒙古，威胁清朝北疆安全。康熙帝任命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右路军出喜峰口，与裕亲王福全率领的左路军形成夹击之势。此次战役中，常宁虽成功牵制噶尔丹部，但因未乘胜追击，导致噶尔丹主力逃脱。战后，常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其军事能力受到康熙帝质疑。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次亲征噶尔丹，常宁随军出征。此次战役以清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的决定性胜利告终，噶尔丹势力被彻底击溃。常宁在战役中负责后勤保障，虽无显著战功，但因全程参与被视为对皇权的忠诚体现。 （二）与康熙帝的复杂关系 常宁与康熙帝的关系始终微妙。一方面，康熙帝对其委以军事重任，如任命为安北大将军；另一方面，对其能力与忠诚度保持警惕。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曾公开质疑常宁的封爵资格，称“像常宁这样的亲弟弟，真的能承当亲王封号吗？”这种矛盾态度在常宁死后尤为明显：康熙帝仅派皇子处理丧事，且未赐予谥号，而同期去世的裕亲王福全则获谥“宪”，享哀荣备至。 （三）宗室事务管理 作为宗人府左宗正，常宁长期负责宗室事务管理。他主持修订《宗人府则例》，规范爵位承袭、婚丧嫁娶等礼制，试图通过制度约束挽救宗室的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常宁府邸发生火灾，康熙帝亲往探视，此举被视为对其地位的象征性认可。 三、家族传承与社会影响 （一）子女与后代 常宁共有六子七女，其中第三子海善承袭贝勒爵位，后因纵内监妄行被夺爵；第二子满都护袭贝勒，屡坐事降为镇国公。其家族后代中，海善之孙斐苏在乾隆朝复封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此外，常宁长女被康熙帝收养宫中，封为固伦纯禧公主，嫁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班第，成为清代少数非皇后所出而封固伦公主的宗室女子。 （二）府邸与历史遗迹 常宁的恭亲王府位于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后因爵位递降改称承公府。清末，该府邸被拆除，原址改建为北洋政府海军部与段祺瑞执政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在地。府邸的变迁见证了清代宗室从特权阶层到历史遗迹的身份转变。 四、历史争议与评价 （一）政治能力的局限性 常宁的军事与政治生涯充满争议。他在三征噶尔丹中表现平庸，既无决定性战功，亦无重大失误，被时人视为“中材之资”。康熙朝后期，宗室成员多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常宁的边缘化反映了康熙帝对宗室势力的防范策略。 （二）家族影响的延续 尽管常宁本人未建立显赫功勋，但其家族在清代中后期仍具影响力。其孙女完颜立童记（王敏彤）因与溥仪的情感纠葛闻名，曾孙溥儒（溥心畲）成为近代著名书画家，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这种文化传承使常宁家族在逊清小朝廷中保持特殊地位。 （三）历史定位的双重性 常宁的一生是清初宗室成员的典型缩影：既享受宗室特权，又受制于皇权约束；既参与国家事务，又难以突破时代局限。民国学者孟森评价：“常宁之才，足以守成；其识，不足以应变。”这种“传统精英”的困境，恰是清代宗室群体在政治转型中的真实写照。 五、晚年生活与遗产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常宁病逝于北京，享年47岁。康熙帝虽未赐予谥号，但仍命内务府监修坟茔、遣官致祭，并亲临丧礼，显示出对宗室成员的基本礼遇。其墓葬位于北京朝阳区奶子房村，今已无存。 结语 爱新觉罗·常宁的一生，是清代宗室在皇权与时代夹缝中生存的缩影。他既非权臣亦非庸才，既未推动变革亦未阻碍历史，其存在本身即为清代宗室政治的活化石。正如其府邸遗址所隐喻的，常宁及其家族的命运，与清朝的兴衰紧密相连，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传统制度的注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