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翔[清][？－1864年]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人物 张凌翔，清末贵州回民起义领袖。回族。贵州省盘县大坡铺华家屯人。出身贫寒，不忍恶霸高发扬欺压，于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八日晚与马河图聚本屯回民在清真寺举义。当晚，率80义军擒杀高发扬及全家。又进取亦资孔。安龙回民张福田、兴仁县回民孙羊毛、马二安等率众起义。张福田攻破兴仁县后，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张凌翔、马河图率一支义军支援，共守县城。十一年联合普安教党徐福寿部，攻破普安县城，杀死知县等官吏。十二月破册亨，处决州官吏13人。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又破兴义府城，擒杀知府、游击、把总等。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占领安南县城，二十九日又攻克兴义县城。义军发展为2万人。后阿訇金万照趁清政府授“议抚游击”之机，率部从云南开赴兴仁，与张凌翔、马河图义军会师。公推金万照为经略大臣，统率全军，张凌翔、马河图为元帅，声势大振。同治三年，清军围剿，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十一月二十八日与马河图在兴仁突围时牺牲。 张凌翔生平详述：清末黔西南回民起义领袖的抗争之路 一、时代背景与早年身世：边陲动荡中的成长轨迹 张凌翔（？－1864年），清代贵州盘州（时属普安州）人，回族，清末黔西南回民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其生卒年具体记载不详，但据史料推断，约生于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成长于贵州西南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动荡年代。 清代中晚期，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官府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日益深重，尤其在土地、赋税政策上对回民的歧视更为明显。盘州（普安）地处黔滇交界，交通要道，汉族地主与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土地纠纷频发，官府常偏袒汉绅，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张凌翔出身于当地回民家庭，虽非豪门，但家族在乡中颇有声望，自幼目睹族人受欺凌的处境，心中埋下反抗的种子。 关于其早年经历，史料记载较为简略，仅知他“少负勇力，好习拳棒，兼通文墨”，兼具武勇与智谋。在宗教信仰上，张凌翔深受伊斯兰教影响，常以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凝聚族人，逐渐成为当地回民的精神领袖之一。道光末年，贵州各地已出现零星抗租、抗税斗争，张凌翔敏锐察觉到时代变革的气息，开始暗中联络周边回民与其他少数民族，为日后的起义做准备。 二、起义肇始：从秘密串联到揭竿而起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清王朝统治根基动摇，贵州官府的控制力也随之削弱。与此同时，贵州爆发“黄号军”“白号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为张凌翔发动回民起义创造了客观条件。 1、导火索：民族矛盾的总爆发 咸丰八年（1858年），普安州发生“刘官屯事件”，成为张凌翔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当地汉族地主勾结官府，强行侵占回民土地，并以“通匪”罪名诬陷回民领袖，激起民愤。张凌翔与另一回民领袖马河图（亦作马合图）趁机联络普安、安南（今晴隆）、兴义等地回民，提出“反清抗暴，保族保民”的口号，迅速聚集数千人。 2、首战告捷：攻克普安厅城 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张凌翔率起义军从盘州（普安）出发，以“回汉一体，共同抗清”为号召，联合部分汉族贫苦农民与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组成多民族联军。起义军利用山地地形优势，采取突袭战术，迅速攻克普安厅城（今盘州城关镇），诛杀贪官污吏与恶霸地主，开仓放粮，声势大振。 此战胜利后，张凌翔被推举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建立起义政权。政权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制定军纪，规定“不扰民、不劫商、不滥杀”，并设立官职，分掌军政事务，初步形成与清廷对峙的武装力量。 三、征战历程：席卷黔西南的抗清风暴 张凌翔起义后，清廷急调贵州提督孝顺率大军围剿，但起义军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与多民族联军的配合，多次击溃清军。从咸丰九年（1859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起义军以盘州为根据地，向黔西南各地扩张，形成持续五年的抗清高潮。 1、控制黔西南：建立割据政权 咸丰九年至十年（1859－1860年）：张凌翔分兵两路，东攻兴义、安龙，西取安南（晴隆）、普安，先后攻克十余座州县。在兴义，起义军得到当地回族地主刘官礼（后因矛盾分裂）的支持，势力扩展至南盘江流域；在安南，与苗族起义军首领张遇恩联合，形成回苗联军，打破了清军的封锁。 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义军势力达到顶峰，控制了以普安、兴义为中心的黔西南大部分地区，人口近百万。张凌翔在普安设立“大元帅府”，仿照明朝官制，任命丞相、将军等职，并发行货币（如“嗣统通宝”），试图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 2、军事策略：灵活机动的山地战 张凌翔深知起义军装备落后，难以与清军正面硬抗，故采取“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战术： - 利用黔西南山地、峡谷地形，设置伏击圈，多次歼灭清军小股部队； - 派遣小分队袭扰清军粮道、驿站，破坏其后勤补给； - 联合其他少数民族起义军（如苗族张遇恩、彝族陶新春等），形成联动效应，分散清军兵力。 典型战例如咸丰十年（1860年）的“罐子窑之战”，张凌翔以数千兵力伏击清军万余人，利用暴雨天气与山地险要，斩杀清军副将以下数百人，迫使提督孝顺败退，成为起义军的标志性胜利。 四、内部分裂与清廷反扑：起义的转折与危机 起义军的迅速扩张虽震撼了清廷，但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也逐渐显现，成为走向失败的关键因素。 1、民族与阶级矛盾的激化 回汉地主的利益冲突：起义初期，张凌翔虽倡导“回汉联合”，但部分回族地主（如刘官礼）与汉族地主的矛盾根深蒂固。随着起义军控制区域扩大，土地分配、税收政策等问题引发内部分歧，刘官礼等人因利益受损，暗中与清廷勾结，成为起义军的隐患。 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冲突：起义政权以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基础，对非穆斯林的管理方式引发部分汉族、苗族民众的不满，削弱了多民族联合的基础。 2、清廷的分化瓦解与军事围剿 同治元年（1862年）起，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调派湘军将领蒋益澧入黔，联合贵州巡抚劳崇光，制定“剿抚并用”策略： 军事上：蒋益澧率装备精良的湘军主力进攻黔西南，重点围剿起义军根据地普安、兴义； 政治上：利用起义军内部矛盾，对刘官礼等回族地主进行招抚，许以高官厚禄，使其倒戈相向。刘官礼随后率领团练配合清军，从内部瓦解起义军防线。 3、关键战役：兴义失守与战略被动 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集中兵力进攻兴义。张凌翔亲率主力驰援，但因刘官礼部叛变，泄露军情，起义军在城外遭清军伏击，损失惨重。兴义失守后，普安陷入孤立，起义军被迫收缩防线，转入防御。 五、壮烈牺牲与起义余波：历史的回响 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对普安发起总攻。张凌翔率领残余起义军坚守城池，与清军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城池陷落。关于他的结局，史料记载有两种说法：一为“力战被俘，押解贵阳处死”；二为“城破后自刎殉难”，但无论何种结局，均彰显了其抗清到底的决心。 张凌翔牺牲后，余部由其部将马仲、张遇恩等率领，继续在黔西南山区坚持斗争，但因失去核心领袖，势力逐渐衰落。同治五年（1866年），最后一支起义军在安南被清军剿灭，持续五年的黔西南回民起义最终失败。 六、历史评价：边陲抗争者的多重意义 张凌翔领导的回民起义是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反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影响可从三方面审视： 1、反抗压迫的正义性：起义直接针对清廷的民族歧视与阶级剥削，提出“均田免赋”的朴素主张，客观上推动了黔西南地区的社会矛盾暴露，迫使清廷后期调整部分民族政策。 2、多民族联合的尝试：起义初期团结回、汉、苗、彝等民族，打破了传统民族隔阂，为后世边陲地区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借鉴。尽管最终因内部矛盾失败，但其“联合抗暴”的理念具有进步性。 3、对西南政局的影响：起义与同期的号军、苗民起义相互呼应，牵制了清军大量兵力，间接支援了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在西南统治的衰落。 此外，张凌翔作为回族领袖，其抗争事迹在黔西南回族历史中被世代传颂，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民国时期编纂的《普安县志》《兴义府志》等史料，虽站在清廷立场称其为“匪”，但也不得不承认其“用兵有谋，能得众心”的军事才能与组织能力。 七、史料遗存与后世纪念 由于起义失败后清廷对相关史料的刻意销毁，张凌翔的具体生平细节多散见于地方志、文人笔记及民间传说中，如《平黔纪略》《兴义府志》等文献均有零星记载。在盘州（原普安）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张元帅智斗清军”的故事，部分回族村寨还保留着纪念起义的习俗。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张凌翔起义被纳入贵州少数民族抗争史的重要课题，学者们从民族关系、阶级矛盾、宗教影响等角度重新评价其历史地位，肯定了他作为边陲少数民族领袖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从盘州山野间走出的张凌翔，以血肉之躯挑战清廷的腐朽统治，其起义虽终告失败，却如一道闪电划破清末贵州的黑暗天空，留下了关于反抗、联合与理想的历史注脚。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抗争史，更是19世纪中国边陲社会矛盾的缩影，至今仍值得后人深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