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中国科学院院士] 安徽马鞍山当涂县人物 徐仁（1910年8月22日—1992年11月8日） ，生于安徽芜湖，古植物学家、植物学家、孢粉学家。 徐仁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学系，1946年获印度勒克瑙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徐仁：中国古植物学的拓荒者 在20世纪的中国科学界，徐仁以其卓越的贡献，成为古植物学、植物学和孢粉学领域的一座丰碑。他一生执着于探索植物演化的奥秘，从古老化石中解读地球的历史，为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徐仁1910年8月22日出生于安徽芜湖，成长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专门为年幼的徐仁聘请家庭教师，使他在早期就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培养了徐仁对知识的渴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他日后的学术之路埋下了种子。 1923年，徐仁进入安徽芜湖的一所教会中学读书，随后转至南京完成中学学业。1929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一边工作一边求学，于1933年获得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学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在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在北大担任助教期间，徐仁就开始展现出对植物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与天赋，他一边承担教学任务，一边投身于植物形态学与解剖学的研究工作中。 20世纪30年代，植物学界提出了“原套—原体学说”，用以解释植物生长点的活动和器官发生，但许多重要植物类群的生长点结构和发育规律仍有待探索。徐仁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研究方向，对中国一些在系统发育上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苗端结构展开深入研究。1937年，他发表了《中国卷柏苗端解剖和生长》一文，首次明确指出卷柏生长点原体的各部分细胞在器官建成中的作用，这一成果为植物解剖学领域提供了全新的认识。1944年，徐仁在《美国植物学杂志》上发表《吊丝球竹苗端的解剖和生长》，他运用发展和变化的辩证观点，阐明了竹的生长点在个体发育中的动态变化，打破了以往认为生长点原始细胞一成不变的观念。这两篇论文因其创新性和科学性，成为植物学领域的经典文献，被欧美植物学教科书广泛引用，奠定了徐仁在植物形态学与解剖学研究中的国际地位。 1944年，徐仁前往印度勒克瑙大学进行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全身心投入到古植物学的研究中。他深入研究了中国云南泥盆纪植物化石和微化石，并对克什米尔的地层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克锐阿峡谷紫色砂岩中的微体化石，成为国际上微体化石研究的先驱之一。1946年，徐仁因在学术研究上的杰出表现，被勒克瑙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此后，他留在印度，在当时国际上唯一的古植物研究所——印度萨尼古植物研究所继续深耕，对同型木和中国泥盆纪微体化石做了进一步研究。期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访问瑞典与英国，学习T.哈利（Halle）和T.M.哈里斯（Harris）等国际知名古植物学家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1949年，徐仁担任印度古植物研究所副教授兼代所长，在国际古植物学界崭露头角。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身处异国的徐仁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和建设新中国的热忱，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踏上回国之路。在李四光教授的帮助下，1952年，徐仁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建设中。起初，他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专注于古植物学研究。1954年，徐仁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地质部地矿司孢粉实验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孢粉古植物研究室主任、地层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职。这一时期，他敏锐地察觉到孢粉学在地质勘探等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孢粉学实验室，培养了中国首批孢粉学工作者。为满足当时蓬勃发展的地质勘探对地层时代及地层对比的迫切需求，他又在北京地质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开办了中国第一个以孢粉学为主要内容的讲习班——煤岩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孢粉学领域的骨干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在地质、石油、科研和教学等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中国孢粉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1956年，徐仁加入九三学社，以更高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科研与社会服务中。1962年，为响应国家对生物系统发育课题研究的规划，徐仁正式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持西南地区中生代植物研究。他积极参与《生物史丛书》第二分册、《植物的发展》《中国古生代植物》《中国新生代植物》等专著的编写工作，这些著作汇聚了当时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和理论支撑。 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界对青藏高原展开综合研究，徐仁凭借其深厚的古植物学功底，投身到这项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工作中。他通过对青藏高原古植物的深入研究，运用板块学说的理论，成功论证了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隆起的时代、原因和抬升幅度，并解释了喜马拉雅山地区古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演变规律。他发表的《希夏邦马峰高山栎化石层的发现及其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的意义》和《藏南舌羊齿植物群的发现和其在地质学及古地理学上的意义》两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获得高度评价，为揭示青藏高原的地质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植物学证据。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徐仁始终关注着植物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北美与东亚植物区系的关系。通过几十年对古植物学资料的积累和研究，1983年，他在美国发表了《中国晚白垩世和新生代植被及其与北美的关系》一文，深入全面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他依据丰富的古植物学证据，指出北美与东亚植物区系现存不少相同的属，并非迁移导致，而是原地孑遗的分子。这一观点解决了140年来植物地理学中悬而未决的难题，成为国际古植物学界广泛引用的重要文献，推动了植物地理学相关理论的发展。 徐仁不仅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还积极将理论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相结合。他实地考察含煤含油地层，深入研究其中的植物化石，为矿产开发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南方中生代含煤地层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主要是早侏罗世沉积，但徐仁凭借丰富的资料和辩证的研究方法，指出中国中生代含煤地层主要是晚三叠世的沉积，且随着气候带的转移和时间发展，含煤沉积时代从中国西南西部向东向北，由晚三叠世逐步过渡到早侏罗世。这一结论纠正了传统观点的偏差，为南方煤炭资源的勘探指明了新方向。基于这一研究成果编写的《中国晚三叠世宝鼎植物群》于1983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体现了徐仁科研成果的实用价值。 为开创古植物生态学的新领域，徐仁综合各类资料和知识，创新性地采用大型彩图形式，将植物界长达35亿年演化过程中，中国各主要地区在不同地质时期的古植物景观加以恢复。他编著的《地质时期中国各主要地区植物景观》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古植物景观图册。该书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了古代植物的生态面貌，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被世界上许多大学用作教材，极大地推动了古植物生态学的普及与发展。 在古植物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徐仁坚持以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他极具前瞻性地安排研究生在中国率先开展陆地维管植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以及煤核植物的研究，这些研究后来成为“八五”期间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引领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同时，他作为研究硅化木的先驱之一，大力倡导古木材的解剖研究，为古植物学的分支领域发展注入活力。 1980年，徐仁因其在植物学和古植物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同年，他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积极推动科普教育工作，将自己的科学知识传播给更广泛的人群。此后，徐仁还先后担任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中国第四纪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孢粉学会理事长等职务，在多个学术组织中发挥引领作用，促进了不同学科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1981年，他被聘为第13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副会长，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植物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徐仁在科学研究和治学过程中，始终强调实事求是，坚持用辩证的观点认识问题。他深知随着分子生物学等微观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工作者不能局限其中，而应时常跳出来关注植物学在宏观领域的发展，平衡好微观与宏观研究的关系，避免科研工作误入歧途或重复劳动。他以身作则，经常带领助手和学生到野外实地考察，注重实际材料的收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与他接触或共事过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都深受其严谨治学态度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从他身上汲取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1992年11月8日，徐仁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他的一生，是为科学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的一生。他在植物学、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不仅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了国际声誉，更为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徐仁对待科研一丝不苟、待人热情诚恳的品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为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他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