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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

著名历史学家

周一良

周一良[公元1913年-2001年,著名历史学家] 安徽池州东至县人物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字太初,安徽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 中国历史学家、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者。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
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周一良:史学星空的璀璨星辰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周一良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与独特的人生经历,成为一座令人瞩目的丰碑。1913年1月19日,他诞生于山东青岛,祖籍安徽东至。其家族底蕴深厚,曾祖父周馥为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幕僚,官至两江总督;祖父周学海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科举进士;父亲周叔弢则是著名藏书家、实业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周一良自幼便与书为伴,踏上了充满书香与智慧的人生旅程。 

私塾启蒙:传统经典的滋养
与同时代许多接受新式教育的孩子不同,周一良从8岁到18岁一直在私塾读书。五四运动之后,仍长期浸淫于私塾教育的青少年实属少见,而这却为周一良奠定了坚实的国学根基。在私塾里,他每日诵读经、史、子书,《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篇章在他口中反复咀嚼,儒家思想、历史典故深深烙印在他心中。除了传统国学,他还兼修日文、英文,在那个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展现出开阔的学习视野。 

私塾教育的严谨与系统,培养了周一良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他对古代典籍的研读并非浮于表面,而是深入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一时期的积累,为他日后在史学领域的深耕细作埋下了宝贵的种子。每日在私塾中与老师和同窗探讨经史子集,让周一良养成了沉稳内敛、善于思考的性格,书生意气在他身上悄然萌芽。 

高等学府的学术探索:燕京、辅仁与哈佛的求知之路
1930年,周一良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开启了高等学府的学习生涯。次年,他转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又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周一良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历史学科的系统性学习让他对过往的人类社会有了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他不仅沉浸于课堂知识,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与同学们交流思想,拓宽学术视野。 

在燕京大学读研时,周一良与同窗邓嗣禹书生意气十足,不信鬼神,还曾联袂住进无人敢住的有“吊死鬼”传闻的宿舍楼。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更多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念,对史学研究的热情愈发高涨。1935年夏,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并获得象征学术优异的“金钥匙”奖,随后申请成为燕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全身心投入到历史研究中。当时,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许多学生积极投身其中,但周一良却选择置身事外,一心钻进学术研究的世界,足见他对学术的专注与执着。 

读研期间,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大名如雷贯耳,其识见卓越、治史精深独到,深深吸引了周一良。他慕名跑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一堂课下来,便被陈寅恪的学术魅力所折服,自此全面搜寻陈寅恪的研究论文研读,崇敬之情与日俱增。周一良后来回忆道:“当时心里有种感觉:别位先生的学问,如果我努力以赴,似乎还不是达不到;而陈先生见解之敏锐,功力之深厚,知识之广博,通晓语言之众多,我是无法企及的。”甚至在离开北平后,他还托未婚妻邓懿代他去听课记笔记。 

受陈寅恪影响,1936年暑假,周一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燕大的硕士学位,进入陈寅恪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工作。在那里,所长傅斯年和组长陈寅恪都对他颇为器重。一年时间里,周一良潜心钻研,成果斐然,写出了《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三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展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获得了陈寅恪的激赏,也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1939年,周一良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进入远东语文系。他主修日本语言文学,辅修梵文。彼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还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兼教日语。在哈佛的7年时光里,周一良全身心投入学习,成绩优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留学生活极为单调,读书之外还是读书”。美国教授柯拉克评价他“必然是拼了命”。这一时期的刻苦学习,让周一良精通了数种外语,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也让他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研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教学生涯:桃李满园的学术传承
1946年,学有所成的周一良回国,先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后应聘到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清华任教期间,尽管时局动荡,但他依然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撰写了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方面的诸多论文,与胡适、向达、王重民等学界前辈时有学术探讨。这一时期,他基本不问政治,保持着纯粹的书生本色,全身心沉浸在学术的世界里。 

新中国成立后,周一良的教学生涯迎来新的转折。他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转入历史系,讲授自己最感兴趣的魏晋南北朝史,并于1951年担任历史系主任。经吴晗介绍,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院系调整后,周一良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在北大,他积极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凭借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亚洲史及日本史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些学生后来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成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1956年,周一良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的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在教学过程中,他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家国情怀。他的课堂生动有趣,旁征博引,常常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讲解得深入浅出,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学术成就:史学研究的累累硕果
周一良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成果丰硕,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幼承庭训,得益于乾嘉学派的熏陶,青年时期又受欧美史学的浸润,功底扎实,造诣深厚。通晓日文、英文等多种外语的他,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佛学、朴学、敦煌学、中国历史、亚洲历史(特别是日本史)等。 

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周一良堪称大家。30、40年代,他便在这一领域用功颇深,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如前文提到的《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通过对南朝境内不同人群的细致分析,探讨了当时的民族政策和社会结构;《宇文周的种族》则深入研究了宇文周政权的种族构成及相关历史问题;《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对北朝时期的重要官职进行了考释,揭示了其背后的政治、军事意义。这些早期论文展现了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他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3年,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该书涵盖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诸多方面的论述。书中观点新颖,论证严谨,对许多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例如,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研究中,他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分析,揭示了门阀制度的形成、发展及衰落的过程,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这一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推动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1985年,《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问世。这部著作重在对史料的诠释,周一良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多史料进行了细致解读,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乞活考》一文,对“乞活”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进行了深入考证,详细阐述了其起源、发展、活动范围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除了魏晋南北朝史,周一良在日本史和亚洲史研究方面也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他就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更是为推动中国的亚洲史及日本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中日两国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影响与交融,为增进两国人民对彼此历史文化的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研究过程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精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广泛涉猎国内外文献资料,为中国的亚洲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此外,周一良还积极参与学术团体活动,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在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中国史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人生波折:特殊时期的经历与反思
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周一良也因此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他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被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段沉重记忆。 

在晚年所著的《毕竟是书生》一书中,周一良对这段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写道:“这段历史是我们这样的书生搞不清的。”他坦陈自己的困惑与无奈,同时也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勇气。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但周一良并未因此而放弃对学术的追求。改革开放后,他和全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争分夺秒地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重操旧业,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为中国史学事业贡献力量。 

余晖闪耀:晚年的学术坚守与回归
晚年的周一良,尽管身体状况不佳,饱受帕金森氏病的困扰,但依然心系学术。他在《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郊叟曝言》等书中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生的反思和对学术初心的回归。他还在新购和复读的很多书上都签有“毕竟是书生所读书”,“毕竟是书生”成为他对自己一生的深刻总结。 

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皤然一老翁的周一良,在魏建功追悼会上看到一副挽联,其中有句云:“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深深触动了他,他感慨地说:“实际上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这一时期,他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对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完善,同时也关注着史学界的最新动态,为年轻一代学者提供指导和建议。 

2001年10月23日,周一良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他的离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留下的丰富学术著作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天空。他从私塾中走出,在国内外高等学府中汲取知识,在教学生涯中培养人才,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探索创新,用一生的时间诠释了一个学者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的坚守和对时代的担当。周一良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史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探寻真理,传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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