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石

胡小石（1888年8月16日—1962年2月11日），名光炜，以字行，号倩尹，一号夏庐，晚年又号子夏、沙公，祖籍浙江嘉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更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在诸多学术与艺术领域均取得了震古烁今的成就。

胡小石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展现出非凡的学术天赋。五岁起诵读《尔雅》，对张惠言的《仪礼图》反复研读，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化基础。1906年9月，他考取两江师范学堂预科，次年2月插班进入农学博物分类科。学堂监督李瑞清（号梅庵，又号“清道人”）一次以《仪礼》出题测试，胡小石凭借深厚家学，胸有成竹、一挥而就，令梅庵先生大为惊叹。梅庵先生发现这颗璞玉后，亲自在课余传授他传统国学。梅庵先生精擅碑学，是清末声名远扬的大书法家，在其悉心指导下，胡小石开始研习北碑《郑文公碑》和《张黑女墓志》，从《郑文公碑》中汲取坚实严密之精髓，于《张黑女墓志》里领悟空灵秀美之韵致，自此笔力愈发沉着，书法技艺取得长足进步。1917年，经梅庵先生引荐，胡小石前往上海任明智大学国文教员。次年1月，应邀至梅庵先生家中担任塾师，在此期间，他一面教授梅庵先生的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一面师从梅庵先生，以及与梅庵先生往来密切的晚清耆宿沈曾植、郑大鹤（郑文焯）、王静安、曾农髯（曾熙）等人，深入学习帖学、金石文字学、书画、甲骨学等诸多领域，学术视野与技艺得到全方位拓展。1920年秋，梅庵先生溘然长逝，胡小石与梅庵先生的同乡挚友曾农髯共同料理丧事，将梅庵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南京城郊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墓旁栽种300株梅花，并修筑数间房屋，取名“玉梅花庵”。胡小石曾感慨地说：“1918 - 1920这三年，是我受益最大的时期，得以与梅庵先生朝夕相处、畅谈学问，在小学、经学和书艺等方面不断深造……”后人评价胡小石，认为他“近得梅庵北派之真髓，兼受农髯南派之熏陶，远绍两周金文之演变，秦权诏版之规范，汉简八分之宽博……虽师从梅庵，但能取其长、补其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胡小石始终对恩师心怀感恩与敬意，铭记师恩。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身为研究生的周勋初先生曾询问胡小石：“先生的书法技艺与梅庵先生相比，又当如何？”胡小石听闻，立刻惶恐地回应：“先生精通各种书体，我仅仅学到了其中一点罢了。”还有一次，胡小石带着几位研究生在餐馆聚餐，邻桌有两人正对“清道人”（李瑞清）的一幅画作肆意评判，胡小石听后极为愤慨，脸上满是鄙夷不屑的神情，仿佛在说：“就凭你们也配议论我先生的书画！”其尊师、爱师之情，溢于言表。此后，胡小石每年逢梅庵先生忌日，必定吃素以示纪念；清明节时，也必定亲自前往牛首山扫墓。抗战结束后，历经多次战乱，李瑞清的墓已然无迹可寻。解放后，胡小石曾嘱托学生侯镜昶代为寻找，然而遍寻无果。直到70年代末，侯镜昶教授才找到李瑞清墓园，并撰写了《清道人其人其墓》一文，详细记述李瑞清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以及他与胡小石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1920年11月，胡小石离开上海北上，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担任该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在此期间，他与同在该校执教的李大钊先生相识。李大钊与国文系师生专门举办活动欢迎胡小石，并一同合影留念。胡小石与心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李大钊十分投缘，二人交往密切，晚上胡小石常常步行前往石驸马大街后宅李大钊家中，与他促膝长谈。胡小石曾对自己的女弟子程俊英说：“守常兄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学者，他常常整夜伏案撰写文章，试图用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拯救中国，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我十分钦佩他、欣赏他，他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有一次，北京高校师生发起“索薪运动”，李大钊、胡小石积极参与其中，众人围聚在新华门外，抗议当局拖欠教师薪水，恳请相关官员出面解决问题。然而，许久都没有官员出来与师生会面。李大钊见状，义愤填膺，情绪激动之下突然昏厥在地。站在他身旁的胡小石极为震惊，多年后提及此事，仍对李大钊的赤诚之心与义愤填膺的情绪感慨不已，他说：“守常兄平日里极为温和，没想到那天他的反应会如此激烈。”1922年7月，胡小石辞职南归。女高师大部分留京的毕业生与第二届国文部的部分同学，邀请李大钊先生作陪，为胡小石送行，并在学校大礼堂前的假山上合影留念。照片中，胡小石手捧一束鲜花，站在中央，李大钊先生立于其身旁，其余师生分别站在前后两侧。1924年，胡小石出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不久之后，李大钊南下广州，途经南京时，特意下车登门拜访胡小石。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噩耗传来，胡小石悲痛万分，“先生哀之甚至，其后辄形诸梦寐”（曾昭燏《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患日益严重、百姓生活困苦的社会现实，胡小石常常口出愤世嫉俗之语。他在《杂诗》中痛斥“狐狸亦当道，安问豺与狼？”，并感叹“万哀天地夜，阖眼倘我存”。1939年，胡小石曾一度兼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昆明期间，他与楚图南等人交往频繁，还结识了思想进步的工商企业家郑一齐，郑一齐赠送给他一批进步书籍。1940年1月，胡小石离开昆明返回重庆中央大学，途中遭遇特务搜查，郑一齐所赠的进步书刊被全部没收，他本人也因此被列入特务监控的黑名单。1946年，国民党为蒋介石六十寿辰大肆庆祝，朝野各界纷纷争相献媚，或撰写颂辞，或进献九鼎。当时，有一个所谓的“民意机构”派人找到胡小石，提出以重金酬谢为条件，请他为蒋介石六十寿辰书写寿文。他们之所以选择胡小石，一是因为胡小石在当时的“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已是声名卓著的学者（系“部聘教授”），且在金石书画、诗词曲赋等方面无所不通；二是由于胡小石无党无派，与政治素无关联。请他撰写寿文，既能彰显文化底蕴，又能营造出“民意”氛围。然而，来人刚一说明来意，便被胡小石一口回绝。来人见状，情急之下脱口问道：“之前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就是由先生撰写的吗？”胡小石当即回应：“史迪威将军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击日本侵略，所以我才为他撰写祭文。况且，我只会给逝者写祭文，不会为活人写寿文。”来人听后，脸色大变，只得悻悻离去。民初著名书法家衡阳曾家髯（熙）先生曾评价胡小石：“其为人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不顾也。及观其事师敬友则循循然，有古人风。”此评价恰如其分。

1947年5月，中央大学爱国学生率先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胡小石对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同情与支持。他的研究生刘溶池是“全国研究生联谊会”的领导成员之一，胡小石提醒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要注意策略，可以通过记者招待会等形式，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五·二〇”惨案，胡小石与其他中大进步教授一同，公开发表宣言，抗议当局的暴行，积极营救被捕的青年学生。蒋介石随后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进一步扩大内战规模，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胡小石为刘溶池题写了“化大炮为纸鸢”六个行书字，以此表达自己反对内战、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企图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广州、厦门或台湾，这一举措遭到中大教授们的强烈反对。1月21日，校务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27日，中大校长、训导长、总务长三人弃职而去；31日，教授会投票选出梁希、胡小石、郑集、欧阳翥、张更、蔡翘、刘庆云、吴蕴瑞、楼光来、吴传颐、刘敦桢11名委员，以及李旭旦、张江树、宗白华、钱钟韩等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中大校务维持会”，胡小石临危受命，与森林系教授梁希、生物系教授郑集一起，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政。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向李宗仁政府提出“撤查校长周鸿经”“拔发应变费及粮食”“释放被捕学生”等三项要求。胡小石与梁希、郑集等人多次前往总统府进行交涉。当时的教育部长陈雪屏亲自出面，一方面在中央饭店宴请校维会成员，反复强调“不派校长，由校维会治校，在大学史上并无先例”；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出任中大校长”为诱饵，拉拢胡小石。胡小石坚守风骨，严词拒绝，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4月1日，中央大学等10所专上学校的六千余名学生举行了“争生存、争和平”的请愿游行，胡小石为保护青年学生，乘坐一辆吉普车紧紧跟随在游行队伍后面。学生队伍在大中桥和总统府先后遭到预先埋伏的警察和淮海战役败退回京的国民党军官的毒打。胡小石和刘庆云、张江树、吴传颐四位教授不顾危险，赶到现场，却也遭到暴徒的围追堵截，胡小石及时躲进总统府门房，才得以幸免于难。4月1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为“四·一”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举行追悼会。胡小石先生亲自致悼词，他撰写的两幅挽联，悬挂在礼堂南面的墙上，分别沉痛悼念死难的物理系学生程履绎和电机系学生成贻宾。其中一幅挽联写道：“你死，死得好惨，惨无人道；我哭，哭不出来，来悼英灵。”4月23日，百万雄师挥师南下，南京迎来解放。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胡小石欣然出任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兼任文学院院长。

胡小石在书法艺术上造诣极高，对篆、隶、真、行、草各体均有深入钻研，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其书法成就得到世人广泛认可。他生前为南京许多地方题写过名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三处：一是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原址”铜牌，二是“南京博物院”院名，三是鼓楼的“曙光电影院”。此外，新街口的“六华春中西餐馆”、夫子庙的“永和园”等知名餐馆的招牌，也出自胡小石之手。“文革”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当时胡小石先生已经去世四年，但仍有红卫兵上门“造反”，声称“胡小石是资本家，必须打倒”。胡小石的长女胡令晖询问红卫兵有何依据，红卫兵竟指着“六华春中西餐馆”的招牌说：“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胡小石的名字，不是资本家又是什么？”其无知程度令人忍俊不禁。还有一个笑话，红卫兵要向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彭冲兴师问罪，理由是彭冲“家中不挂毛主席像，只挂胡小石的像”。实际上，彭冲家中挂的并非胡小石的画像，而是他书写的条幅。彭冲同志十分喜爱胡小石的书法作品，1988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胡小石书法选集》时，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欣然为其题写书名。

胡小石早年在两江师范求学时，便凭借诗文才华崭露头角。比他低几级的陈中凡进入学校后，曾多次听到向来不轻易夸赞他人的周实丹对胡小石的才华称赞有加。有一次，陈中凡与周实丹一同登上清凉山，在扫叶楼品茶时，看到墙上有署名“光炜”的诗句：“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不禁击节赞叹，周实丹这才告诉他：“光炜就是小石的本名。”1920年，陈中凡前往杭州，途经上海时拜访师友，在李瑞清寓所与胡小石相识。两人初次见面，便相谈甚欢，一见如故。胡小石拿出自己创作的诗歌给陈中凡欣赏，陈中凡对其中一首《与友人江头小饮》尤为喜爱，诗中写道：“十年骑马上京华，银烛歌楼人似花；今日江头黄篾舫，满天风雨听琵琶。”陈中凡反复吟诵，不禁感叹：“其轶材秀出，非侪辈所能几及。”胡小石曾经其师李瑞清介绍，与胡翔冬一同拜入陈散原（陈三立）先生门下，学习诗学。散原先生是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也是清末诗坛“同光体”的领袖之一。他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让胡翔冬专门研习中晚唐五律，胡小石则专攻唐人七绝，之后再依据各自的兴趣和天赋，兼学其他诗体。胡小石谨遵师教，广泛学习，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一生创作的诗作中，七绝数量居多，其诗旨趣神妙，风调隽美。散原先生曾称赞他的诗“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胡小石的女弟子、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遹在其所撰的《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中写道：“先生为文，以龙门为宗。于诗，潜心陶谢与工部特深，又酷好谢翱，所作绝句，直追中晚唐。偶作小令，有宋人风致。”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主编的《近代诗钞》收录了胡小石诗作80余首。胡小石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晚年时曾将其整理为六卷：分别为《磐石集》《峡林》《无同沙词》《蜩楼草》（以上为1949年前所写古今体诗）、《东风堂集》（解放以后古今体诗）、《夏庐长短句》（毕生所填小令词）。其中，第三、四卷有他的亲笔定稿，第六卷有曾宪洛钞本，其余各卷均未定稿。1962年胡小石先生去世后，在联合国任职的长子胡令德回到大陆处理丧事，打算将父亲的手书诗集带到香港影印出版。当时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的郭影秋极力主张先在内地出版。胡小石的次子杨白华（出继舅家，改姓杨氏）四处收集父亲的诗词作品，编为诗词全集，寄给中华书局。然而，由于当时内地出版社尚无印行现代人旧体诗词的先例，中华书局将稿件退回给南大胡小石遗著整理委员会。不久之后，“文革”风暴骤起，这份珍贵的稿件也不幸遭劫，就此失踪，实在令人惋惜！1986年，南大中文系资料室中突然发现一大捆胡小石的遗物，其中大部分是他的论著底稿、油印授课讲义及参考资料，还有1913年初至1914年他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所作的杂钞诗函稿。胡小石的弟子吴白匋教授以此为基础，多方搜集增补，汇印成《愿夏庐诗词钞》，收入诗251首、词19阕，“约存全貌之半”。胡小石才思敏捷，诗文创作常常能够“立马可待”。1950年夏，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将军来到南京，在玄武湖翠虹厅约见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午餐过后，陈毅邀请胡小石先生赋诗留念，先生稍作思索，便吟诵出一首五绝：“千秋倾城酒，十里送荷风。更以吞江量，完成跨海功。”诗中寄望素有“儒将”之称的陈毅将军，凭借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磅礴气势，一举实现跨海作战、解放台湾的千秋伟业。

胡小石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长期在多所高校任教，如明智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西北大学、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他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与文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与文学院院长，以及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在执教过程中，他开设的课程丰富多样，在现代高校中率先开设了书法史、甲骨文、修辞学、古器物研究等新课程，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学术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胡小石在教育领域堪称一代宗师，其治学态度与教学方法深刻影响了无数学人。他常以“聪明人要用笨功夫”告诫弟子，强调扎实的基础与严谨的态度胜于投机取巧。即便对早已烂熟于心的课程，他仍坚持逐字逐句核对原文，绝不信口开河。每至授课前一晚，他必闭门备课，雷打不动。南京夏夜酷热难耐，弟子周勋初曾多次目睹先生挥汗伏案、笔耕不辍的身影，其治学之勤谨令人动容。

胡小石的课堂堪称艺术殿堂。他讲授《诗经》《楚辞》时，既能旁征博引考释名物，又能即兴作画以图释义。讲《离骚》“滋兰树蕙”句，他援引南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精准辨别兰蕙品类，随即在黑板上勾勒出不同植物形态；论“太岁在寅曰摄提格”，他现场推演屈原生年测算过程；讲屈原流放经历，更手绘三次流放路线图，直观展现诗人的坎坷遭际。这些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让抽象的古典文学变得鲜活可触。晚年为研究生授课时，他常携一旧包袱，内装《李洋文化史大系》《女史箴》等考古图籍与书画珍品，讲到关键处便取出相关资料传观，要求学生对古代器物、服饰的考释务必精准，曾直言批评某幅《屈子行吟图》因不明古代冠制，竟将屈原头戴之冠画如“火柴盒子”，令人贻笑大方。

除了学术与教育，胡小石的生活情趣亦别具一格。他素爱美食，尤擅烹饪，曾自创“胡先生豆腐”，以虾仁、鸡脯等食材烩制豆腐，味美绝伦，至今仍载于《金陵菜谱》。每逢春秋佳日，他常邀弟子漫步牛首山、栖霞山，或泛舟玄武湖荷丛，或静坐梅花山赏樱吟诗。其女弟子曾昭燏回忆，某年夏日破晓，先生率众人乘扁舟入玄武湖荷花深处，晨雾迷茫中，清风送爽，荷香沁脾，先生即兴高吟唐人绝句，清音回荡林间，其雅怀逸致，令人神往。

胡小石一生淡泊名利，却对文化传承之事执念至深。1962年2月11日晨，先生病逝于江苏省工人医院，享年74岁。临终遗言：藏书尽赠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文物悉捐南京博物院。十年浩劫中，其毕生著述多遭损毁，《书法史》文稿不幸散佚，唯留《愿夏庐诗词钞》《甲骨文例》《远游疏证》等吉光片羽，至今仍为学界珍视。2023年，国家文物局将其代表作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足见其艺术遗产的深远价值。

从两江师范的青涩学子，到南大中文系的“三老”巨擘，胡小石以“孤峻绝物”之品格，“转益多师”之襟怀，在二十世纪的学术星空中树起一座巍巍丰碑。他是碑学与帖学融合的书坛宗师，是楚辞杜诗研究的开风气者，更是将“传道授业解惑”视为生命底色的教育先驱。其一生，如牛首山之梅，凌霜傲雪而风骨长存；似玄武湖之波，汇纳百川而文脉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