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正[宋][公元1156年－1228年，金元时期四大名医] 河南开封市兰考县人物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开封兰考县）人，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以创立“攻邪派”（又称“攻下派”）著称，其学术思想对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从生平轨迹、学术体系、临床实践、著作传承及历史影响等方面，对其进行详细介绍： 一、生平轨迹：动荡时代中的医道求索 1. 早年经历与医道启蒙 张从正生于金代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年），时值宋金对峙，中原地区战乱频发，民生凋敝，疫病肆虐。其故乡考城地处黄河流域，水旱灾害与疾疫交替，底层百姓饱受病痛之苦，这为他日后投身医学埋下伏笔。 据史料记载，张从正出身于医学世家，祖父与父亲均为当地名医，尤擅治疗外感热病与急重症。他自幼随父学医，不仅研习《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更注重跟随父亲在民间行医，积累临床经验。青年时期，他已能独立诊治常见病，尤其对“邪气致病”的观察极为敏锐——他发现战乱中百姓多因饮食不节、外感风寒、情志郁结而发病，且病情往往急重，单纯滋补难以奏效。 2. 中年游历与医术精进 30岁后，张从正离开家乡，游历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一边行医，一边寻访名师。他曾拜当时名医刘完素（金元四大家之首，“寒凉派”创始人）的弟子学习，深受其“六气皆从火化”理论启发，但并未盲从，而是结合自身实践提出新见解。 在游历期间，他目睹了金代统治下的社会动荡：官府腐败导致灾荒频发，百姓“饥饱劳役，喜怒不节”，疾病多为“邪实”之证。他曾在河北治疗一场大规模瘟疫，当地医生多用温补方药，疗效甚微，而他采用“攻下”之法（如泻下、发汗、催吐），竟使多数患者转危为安。这一经历让他坚定了“治病先去邪”的思路，逐渐形成独特的诊疗风格。 3. 晚年著述与学术定型 50岁后，张从正定居开封（金代称南京），因医术高超被金宣宗征召为太医院御医。但他性格耿直，不满太医院因循守旧的风气，尤其反对权贵滥用补药的陋习，任职仅一年便托病辞归，回到民间行医。 晚年的张从正专注于总结毕生经验，收弟子麻九畴、常仲明等，与其共同整理医案、撰写著作。他在开封设馆授徒，讲学论道，将“攻邪”思想系统化。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张从正病逝于故乡考城，享年72岁。临终前，他仍叮嘱弟子：“医之道，在于救急济危，勿为虚名所累，勿为私利所惑。” 二、学术体系：“攻邪派”的理论基石 张从正的学术思想以“攻邪”为核心，主张“病由邪生，攻邪已病”，其理论源于《黄帝内经》“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并结合临床实践发展而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病因观：三邪致病论 他将致病因素归纳为“天、地、人”三类： 天之邪：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多从外侵入人体； 地之邪：水、土、饮食不节（如饥饱、生冷、油腻），多从口而入； 人之邪：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由内而生。 他强调：“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认为疾病的本质是“邪实”，治疗的关键在于“祛邪”，而非盲目“补虚”。 2. 治疗原则：攻邪以扶正 张从正提出：“邪去则正安”，主张通过祛除邪气来恢复正气，反对不分虚实滥用补药。他指出，当时医界存在“畏攻喜补”的陋习，权贵富商动辄服用人参、鹿茸等温补药物，反而导致“邪留体内，病根深固”。他曾尖锐批评：“补者，补其不足也，若邪气未去而补之，是助纣为虐也。” 3. 治法体系：三法赅尽之 他将临床治法概括为“汗、吐、下”三法，认为此三法可涵盖所有祛邪手段： 汗法：通过发汗祛除表邪，适用于外感风寒、热病初起等，不仅包括服药发汗，还包括针灸、热敷、蒸浴等； 吐法：通过催吐排除上焦邪气，适用于痰涎壅盛、食积胃脘、中风昏迷等，常用瓜蒂、藜芦等药物； 下法：通过泻下清除下焦实邪，适用于便秘、腹水、瘀血等，包括通便、逐水、破血等。 他强调“三法”并非孤立，需根据病情灵活搭配，如“先吐后下”“汗下并用”等。同时，他也不排斥其他治法，认为针灸、推拿、食疗等均可作为辅助，但核心始终是“攻邪”。 三、临床实践：胆大心细的诊疗风格 张从正行医以“胆大、心细、法活”著称，尤其擅长治疗急危重症，其医案中多有起死回生的记载： 1. 胆识过人，善用峻药 他不惧使用药性猛烈的药物，如巴豆、甘遂、芫花等，认为“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药物不引起强烈反应，重病难以痊愈）。曾有一患者因暴食后昏迷，当地医生不敢用药，张从正诊断为“食积阻塞胃脘”，当即用瓜蒂散催吐，患者吐出大量食物后苏醒，再用泻药清理肠道，数日后痊愈。 2. 注重辨证，反对盲从 他强调“辨证为先，攻邪有度”，并非所有疾病都用攻法。若患者确属“虚证”，他也会用补药，但主张“先攻后补”或“攻补兼施”。例如，他曾治疗一名长期腹泻的患者，先以止泻药治标，待腹泻缓解后，用攻下法清除肠道积滞，最后用健脾药调理，体现了灵活辨证的思路。 3. 结合情志，心理疗疾 张从正重视“七情致病”，常采用心理疗法配合药物。据《儒门事亲》记载，一女子因丈夫去世过度悲伤而失明，他故意激怒她，使其大哭，随后用药物调理，竟使视力恢复。他解释：“悲则气结，怒则气散，结散则目明。”这种“以情胜情”的疗法，是中医心理学的重要实践。 四、著作传承：《儒门事亲》的学术价值 张从正的学术思想主要收录于《儒门事亲》一书，该书由其弟子麻九畴、常仲明整理而成，共15卷，是金元时期中医理论的重要典籍。 1. 内容特点 医论与医案结合：书中既有“攻邪论”“三法六门”等理论阐述，又收录了大量临床医案，如治疗中风、癫狂、疫病等的具体案例，展现了“攻邪”理论的实践应用； 批判与创新并存：书中对当时医界的弊端多有批判，如反对滥用补药、抨击巫术治病等，同时提出“养生当顺自然”“饮食有节”等观点，强调预防为主； 语言通俗，注重实用：不同于传统医书的晦涩，该书语言直白，案例具体，甚至记载了药物炮制、针灸穴位等细节，便于民间医生学习。 2. 流传与影响 《儒门事亲》在元代即广为流传，明清时期被收入《四库全书》，成为中医必读典籍。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多次引用其观点，清代名医徐大椿也推崇其“攻邪”思想，称“子和之书，诚医林之劲旅也”。 五、历史影响：超越时代的医学启示 张从正的“攻邪派”与刘完素的“寒凉派”、李杲的“补土派”、朱震亨的“滋阴派”并称为“金元四大家”，共同推动了中医从经典阐释向临床创新的转型，其影响体现在： 1. 打破温补桎梏，丰富治疗手段 在他之前，中医界长期存在“喜补恶攻”的倾向，尤其在权贵阶层中，补药被滥用。张从正以“攻邪”理论挑战这一陋习，提醒医者重视邪气的危害，为急重症、疑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2. 强调实践，推动中医规范化 他注重医案记录与经验总结，《儒门事亲》中的“辨证-立法-处方”模式，为中医临床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其“三法”虽看似简单，却蕴含“知常达变”的智慧，至今仍是中医治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对现代医学的启示 张从正的“祛邪”思想与现代医学“清除病因”的理念不谋而合，其对饮食、情志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也与现代预防医学、心身医学相呼应。当代中医在治疗感染性疾病、急腹症等时，仍常借鉴其“汗吐下”三法的思路。 结语 张从正的一生，是为中医创新而奋斗的一生。他以“攻邪”破局，用胆识与智慧挑战传统，其理论不仅是医学思想的突破，更体现了“实事求是、为民解痛”的医者担当。如今，兰考县仍保留有“张子和故里”碑，其“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理念，仍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医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从正之学，虽偏于攻伐，然其大旨，亦为救时之弊，不可废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