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英[公元1918年－201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河南焦作市沁阳人物 原名王尚书。河南沁阳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 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三中队指导员， 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0年起任决死队第一纵队兼太岳军区政治部干事， 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武工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十四旅七十团副政治委员， 第七十一团政治委员， 第四纵队十二旅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十九军五十五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晋南、豫西、淮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先后任第二野战军师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青海平叛指挥部政治委员。1960年起任青海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王文英：从太行烽火中走出的开国少将 王文英（1918年—2013年），河南焦作沁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一位在战火中淬炼成长的革命战士。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到解放战争的硝烟，从新中国的建设到改革开放的征程，始终坚守信仰、忠诚履职，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早年岁月与革命启蒙（1918—1937） 1918年，王文英出生于河南省沁阳县（今焦作市沁阳市）一个农民家庭。沁阳地处豫北，毗邻太行山脉，自古便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之地，也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活跃区域。王文英幼年时，家境贫寒，仅受过几年私塾教育，但传统文化中“家国大义”的熏陶，为他后来的革命选择埋下了伏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年仅13岁的王文英目睹日军侵华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心中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通过阅读地下党组织秘密传播的《向导》《新青年》等刊物，逐渐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1935年，“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王文英积极参与当地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游行，成为家乡爱国运动的骨干分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王文英目睹日军铁蹄践踏华北大地，毅然放弃家乡的安稳生活，决心投身抗日洪流。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在太行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王文英听闻八路军“打鬼子、保家乡”的主张，于同年10月辗转奔赴山西，加入了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第129师，正式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 二、抗日烽火中的成长（1937—1945） 加入八路军后，王文英凭借扎实的文化基础和积极的战斗热情，被分配到129师386旅政治部任宣传员。386旅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旅长陈赓以勇猛善战著称，部队中洋溢着浓厚的革命氛围。王文英在战斗中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军事技能，更深刻理解了“军民鱼水情”的革命真谛。 1938年，王文英随部队参与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在长治、晋城等地的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负责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宣传队被日军包围，他临危不乱，协助队长组织突围，最终带领10余名战士安全转移，因功被提拔为旅政治部干事。 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王文英调任129师新编第1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参与了正太铁路破袭战。他带领工作组深入连队，动员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同时组织群众破坏日军交通线，为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战后，他因“组织工作出色”受到师部通报表扬。 1942年，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残酷的“扫荡”，王文英随部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他曾在一次突围中身负重伤，右腿被弹片击中，但仍坚持指挥战士掩护群众转移，直到失血过多昏迷。伤愈后，他调任冀鲁豫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地方武装建设和群众动员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军分区建立了多个抗日自卫队，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抗日体系，多次粉碎日军的“清剿”，巩固了根据地。 抗日战争期间，王文英始终扎根基层，与战士、群众同甘共苦。他常说：“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群众。”他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广泛赞誉，被称为“太行山下的好干部”。 三、解放战争中的功勋（1945—1949）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文英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17旅政治部主任。此时，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内战，王文英随部队投身解放战争。 1946年，刘邓大军发起陇海路战役，王文英所在的17旅负责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他深入前沿阵地，动员战士们“为解放全中国而战”，并亲自参与制定攻坚方案。战斗中，17旅率先撕开敌军防线，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王文英因功获“战斗模范”称号。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王文英随6纵队穿越黄泛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进入大别山后，他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动员，组织战士们帮助当地农民分田地、建政权，迅速站稳了脚跟。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率政治部工作人员与敌军一个营激战，掩护旅部转移，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 1948年，王文英调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18旅副政治委员，参与了淮海战役。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18旅承担主攻任务，王文英与旅长一起制定作战计划，提出“坑道作业、步步紧逼”的战术，减少了部队伤亡。战役期间，他连续72小时未休息，始终在前线指挥，直到战斗胜利。战后，18旅被评为“淮海战役模范旅”，王文英荣立二等功。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王文英随第二野战军（由中原野战军改编）突破长江防线，进军江南。他先后参与了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战斗，在城市接管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受到当地人民的好评。 四、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奉献（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王文英继续在军队中任职，投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1950年，他调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负责部队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培养。在西南剿匪作战中，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群众支持解放军，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王文英因革命战争时期的功绩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此后，他先后担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致力于军队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他提出“政治工作要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的理念，推动部队开展“学雷锋、练硬功”活动，提升了官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文英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但他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73年，他恢复工作，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面对混乱的局面，他坚持“抓生产、促稳定”，尽力维护部队的正常秩序，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五、晚年岁月与历史见证（1978—2013） 改革开放后，王文英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阶段。1980年，他升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主管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老干部工作。他积极推动军队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支持部队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组织官兵参与长江抗洪救灾、铁路建设等公益事业，展现了人民军队“服务人民”的宗旨。 1988年，王文英因对军队建设的长期贡献，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退休后，他仍心系国防，多次到部队、学校作报告，讲述革命历史，教育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还参与编写了《晋冀鲁豫军区战史》《二野征战纪实》等史料，为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留下了珍贵资料。 王文英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晚年生活简朴，却多次为灾区和贫困学生捐款。他常对家人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要永远记得那些牺牲的战友，要对得起人民的信任。” 2013年2月24日，王文英在武汉逝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军人的缩影：从太行山下的爱国青年到身经百战的开国将领，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始终坚守信仰、忠诚于党和人民，用生命践行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结语 王文英的生平，折射出中国革命的壮阔历程。他出生于苦难的旧中国，成长于民族危亡的烽火中，奋斗于新中国建设的征程里，始终以“救国、建国、强国”为己任。作为河南沁阳走出的革命将领，他身上既有中原儿女的坚韧朴实，又有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他的事迹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唯有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坚实的足迹。 王文英虽然离开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