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夫[宋][公元1062年－1117年，宋朝宰相] 浙江衢州衢江区人物 刘正夫（1062年-1117年），字德初，衢州西安县（今浙江衢州市）人，北宋大臣、书法家。 刘正夫自幼聪慧，嗜读好学，未冠被举荐贡入太学。在太学，又以才气超然，出类拔萃，名声鹊起，与建州建阳人范致虚、处州龙泉人吴材、江屿号称“四俊”。元丰八年（1085年），刘正夫中进士，除任真州（治今江苏仪征）教授。后迁太学录、太常博士。又以母丧辞职回家，为母服孝。元符三年（1100年），刘正夫为母守丧期满，得御史中丞石豫的举荐，被召入京，除任左司谏。因主绍述之说，擢起居舍人，为编修官，旋迁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给事中、礼部侍郎。大观三年（1109年），被召为工部尚书，拜右丞，次年进中书侍郎。颇得徽宗优宠。政和六年（1116年），擢拜少宰，数月以疾告老，卒谥文宪。 [4]与时人范致虚、吴材、江屿号称“四俊”。 刘正夫（1062—1117），字德初，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衢江区）人，北宋末年政治家、书法家。他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从太学才俊跻身中枢宰执，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浮沉，以权变之术周旋于党争之间，虽位极人臣却毁誉参半。其生平交织着北宋中后期的政局动荡与文化繁荣，堪称时代缩影。 一、少年才俊：太学扬名与科举初仕 刘正夫出身衢州士族，自幼嗜读善思，未及弱冠便以才学入选太学。在这所北宋最高学府中，他与范致虚、吴材、江屿并称“四俊”，以博闻强识、辩才无碍闻名。太学期间，他系统研习经史，尤其对《春秋》《周礼》等典籍有独到见解，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 元丰八年（1085年），刘正夫参加科举，以第十三名的成绩登进士第。然而放榜后却因名次犯了高楚王高遵甫的名讳，险遭黜落。幸得宣仁太后特旨：“外家私讳颁未久，不可以妨寒士”，才以末级功名保留资格。这一插曲既折射出北宋宗室制度的严苛，也展现了刘正夫初入仕途便逢命运跌宕的特殊经历。 初任真州（今江苏仪征）教授时，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培养出一批通晓经义的士人，深受地方称道。元祐年间，他历任太学录事、太常博士，虽职位不显，却凭借对礼制典章的熟稔，逐渐进入士大夫圈层视野。 二、政坛崛起：从谏臣到宰执的权变之路 1. 直言解纷，深得君心 元符三年（1100年），刘正夫守丧期满，经御史中丞石豫举荐，以左司谏之职重返中枢。此时宋徽宗刚即位，正纠结于如何处理蔡王赵似（神宗第十一子）涉嫌谋逆的“蔡王府狱”。刘正夫入朝应对时，以西汉“尺布斗粟”（兄弟相疑）的典故委婉劝谏，徽宗感悟，遂释放涉案人员，保全了皇室体面。此举让徽宗赞其“后必为公辅”，也成为刘正夫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点。 2. 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投机 徽宗有意调和元祐、绍圣两派关于《神宗史》的争议，刘正夫敏锐提出“折中其说，传信万世”的主张，被任命为编修官。他利用这一身份，一方面迎合徽宗“调和党争”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借机整合史料，为自己积累学术资本。不到一月，他便迁任中书舍人，进给事中、礼部侍郎，跻身中层官僚之列。 3. 依附权相的政治投机 蔡京拜相后，刘正夫审时度势，主动上奏“愿得陈力其间”，成为蔡京派系的支持者。他参与编纂《绍述先志》，为新法造势，深得蔡京赏识。然而，当蔡京因权势过盛遭弹劾罢相时，刘正夫又与郑居中暗中援助，试图在权力更迭中维持自身地位。这种首鼠两端的姿态，既体现了北宋中后期党争的残酷性，也暴露了其“持禄养权”的政治底色。 三、宦海沉浮：在蔡京集团的博弈与矛盾 1. 因文获罪与外放历练 蔡京复相后，因刘正夫与政敌刘逵友善，蓄意报复。恰逢刘正夫使辽归来，蔡京借“章綖铸钱狱”牵连其入罪，徽宗虽知其冤，仍贬官两级。随后，蔡京又将其外放成都，幸得徽宗留任翰林学士，但已难获信任。刘正夫为自保，作春宴乐语“紫宸朝罢衮衣闲”，却被蔡京党羽张康国曲解为“讥讽皇帝怠政”，最终被贬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2. 地方治理与重新起用 在河南府任上，刘正夫转而务实治政，致力于恢复民生。他整顿吏治、减轻赋税，主持疏浚惠民河，缓解了当地水患；又设立“乡约”制度，调解民间纠纷，使辖区“狱讼衰减，田野日辟”。这些政绩逐渐挽回了他的政治声誉，大观年间被召回京，历任工部尚书、右丞、中书侍郎等职，重返权力核心。 四、位极人臣：短暂的宰执生涯与政治立场 政和六年（1116年），刘正夫升任特进、少宰（副宰相），封康国公，达到仕途巅峰。此时的他，开始与蔡京保持距离，甚至在关键议题上公开唱反调： 反对太学生以乐入仕：蔡京欲为习乐太学生授官，刘正夫直言“使与伶官齿，得无为士子羞乎”，力阻此举，赢得士大夫赞誉； 谏止徽宗东封：徽宗筹备泰山封禅，刘正夫以“劳民伤财”为由力陈不可，最终使盛大仪典半途而废，展现了其难得的清醒； 慎对辽宋关系：晚年病重之际，仍劝谏徽宗“两朝信誓之久，四海生灵之众，愿深留圣思”，反对轻启边衅，体现了务实的外交观。 然而，这些举措未能改变其“投机者”的标签。他主政仅半年便因重疾请辞，徽宗赐其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仍礼遇有加。 五、晚岁余晖：临终遗训与身后评价 政和七年（1117年），刘正夫病愈后请求归乡，徽宗特许其“肩舆入内殿”，并询问燕云边防之事。他以“书生不知兵”自谦，却强调“信誓保民”的重要性，深得徽宗认可，赐诗、砚笔、图画等厚礼。行至盱眙时，他自书遗训“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强调治国需注重根本、戒骄戒躁，随即病逝，享年五十六岁。徽宗追赠太保，谥号“文宪”，后再赠太傅。 刘正夫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既善于在党争中投机自保，又能在关键时刻坚守原则；既因依附蔡京遭后世诟病，又以直言敢谏赢得部分赞誉。《宋史》评其“能迎时上下，持禄养权”，直指其政治投机本质；而其晚年治政与临终遗训，却透露出对北宋“丰亨豫大”国策的深刻反思。 六、书法成就：低调背后的艺术造诣 作为北宋文人官僚，刘正夫在书法领域造诣颇深，尤善行楷。他的书法受苏轼、黄庭坚影响，却自成一格，笔势飘逸洒脱，结体疏朗俊逸，时人评价“有晋人风度”。尽管他“平生不求虚名”，传世作品极少，但《三希堂法帖》收录的《佳履帖》（一作《宣台记》），仍展现了其“字里行间洋溢才气”的特点。此帖用笔灵动，章法错落有致，既有唐人严谨法度，又具宋人尚意精神，堪称北宋士大夫书法的典范之一。 七、家族与遗产：士大夫阶层的缩影 刘正夫家族以科举兴家，其子刘皂民官至兵部侍郎，刘阜民为徽猷阁待制，延续了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其晚年在杭州万松岭营建府第，“取旁军营民舍”，虽遭时人讥讽“性吝啬”，却也反映了北宋中后期官僚阶层的普遍特质——既追求政治地位，又热衷经济积累。 从衢州寒士到帝国宰执，刘正夫的生平轨迹映射了北宋科举制度下士大夫的上升通道，也暴露了党争政治对个体的异化。他的“留神根本，深戒持盈”遗训，恰似对徽宗朝浮华政风的一声警钟，却终究未能唤醒沉溺于“丰亨豫大”幻象中的北宋王朝。当靖康之变的烽火燃起时，这位曾周旋于权力巅峰的政治家，早已化作史书中一段复杂的注脚，供后人评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