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溱[清] 云南文山丘北县人物 刘溱：清代丘北文教先驱的宦海与乡梓之路 一、家世渊源与早年治学：黔滇边陲的儒学根基 刘溱，字泽膏，清代云南文山丘北县人，生卒年虽未详载于正史，但据《丘北县志》及地方碑刻考证，其活跃于乾隆至道光年间（约1780—1840年）。家族原籍贵州普安，先祖于康熙年间迁居丘北，以耕读传家，至刘溱父辈时已成为地方书香望族。其父刘廷栋曾任丘北学正，深谙程朱理学，常于乡塾讲授《四书》，家中藏书逾千卷，涵盖经史子集，为刘溱的早期教育奠定了深厚基础。 幼年的刘溱天资颖悟，六岁能诵《诗经》，九岁习八股文，常于丘北普者黑湖畔的竹林中研读至深夜。据《刘氏家谱》记载，他十三岁时已遍览《资治通鉴》，并对《陆宣公奏议》等经世之学尤为倾心，曾在读书笔记中批注：“为学当以致用为本，非徒寻章摘句也。” 当地宿儒王兆奎见其文才，赞曰：“此子他日必为滇南桢干。” 乾隆末年，刘溱入丘北义学深造，与同窗周际华（后官至贵州布政使）结为文友，二人常以经义相辩难，时称“丘北双璧”。 二、科举入仕与宦海浮沉：从黔中知县到滇南学官 嘉庆六年（1801年），刘溱赴云南乡试，以《周易》义理策论拔得头筹，中举人；次年进京会试，虽未及第，但主考官朱珪对其试卷批曰“文气醇厚，有古大臣风”。嘉庆九年（1804年），他以大挑二等授贵州湄潭知县，开启仕途。湄潭地瘠民贫，时有苗汉纠纷，刘溱到任后，首办三件事： 清丈田亩，均平赋役：针对豪强隐田逃税现象，亲率衙役踏勘山区，绘制鱼鳞图册，使赋税负担“富者不苛，贫者不匮”，次年即征粮足额，百姓立碑称“刘公平赋碑”。 创设义仓，赈济灾荒：劝谕乡绅捐谷万石，于四乡建义仓，制定“春借秋还，息米充公”之规，嘉庆十一年（1806年）湄潭大旱，义仓开仓放粮，救活饥民数千人。 调解族怨，化俗劝学：针对苗汉争地纠纷，以“各守疆界，互市通商”为原则，划定田界，并在县衙设“和息所”，亲自调解百余起争端；同时改建湄潭书院，延请名师授课，规定苗汉子弟均可入学，三年间培养生员三十余人。 嘉庆十五年（1810年），刘溱因政绩卓著升任贵阳府同知，分管粮储与水利。在任期间，他主持疏浚南明河支流，修堤坝二十余里，使贵阳周边农田受益；又整顿漕运，革除“船头费”等陋规，商民称颂“舟行如飞，弊绝风清”。道光元年（1821年），刘溱以母老乞归养，朝廷感念其廉能，特赐“孝廉方正”匾额。 三、归乡兴教与文献考据：丘北文脉的奠基人 返乡后的刘溱目睹丘北文化滞后，“虽有秀民，苦于无师”，遂以振兴乡学为己任。他联合乡绅周文炳、李廷栋等人，于道光三年（1823年）在丘北县城西门外创建“凤鸣书院”（今丘北一中前身），亲任山长（院长）。建院之初，经费匮乏，他变卖部分田产，又致信时任云南布政使的同乡王楚珍，求得官银千两，购书五千卷，筑藏书楼“挹芳阁”。 在教育理念上，刘溱主张“通经致用”，书院课程除科举必修的“四书五经”外，增设舆地、算术、水利等实用之学。他亲自讲授《尚书·禹贡》，结合云南山川地貌，绘制《滇南水道图》；又以丘北“黑箐龙”水患为例，带领学生实地勘察，撰写《治河策》，此教学法开滇南实学之先河。据《凤鸣书院志》载，书院办学二十年间，培养举人七人、贡生十九人，丘北科举中试人数较前翻十倍，时人赞曰：“自刘公归里，边地始知文脉之盛。” 除兴教外，刘溱潜心地方文献整理。他见丘北自雍正八年（1730年）设县以来，尚无县志，遂遍访乡老，搜集碑刻、族谱、案牍，历时六年编成《丘北县志稿》十二卷。该书分舆地、建置、食货、学校、武备、人物、艺文七门，尤其注重记录少数民族风俗，如“僰人婚俗”“倮倮葬仪”等，保存了珍贵的民族史料。道光十五年（1835年），云贵总督伊里布阅其稿，称“考据精详，文简事核，可为边邑志乘之范式”。 四、社会治理与公益实践：士绅担当的典范 刘溱虽为文人，却兼具务实治世之才。道光初年，丘北“猓猡”（今彝族支系）土司与汉民争矿，聚众千余人，官府出兵镇压反致冲突激化。刘溱闻讯，单骑入土司寨，以“汉夷同属王民，争利不如兴业”为言，晓以利害，并建议官府划出矿区，允许汉夷合股开采，制定“抽税均分”之约，最终平息事端。事后，他撰写《边民治略》，提出“治边在柔远，柔远在惠民，非徒恃兵威也”的治边理念，被云贵总督署采纳为政策参考。 在公益事业上，刘溱倡议修建“普济桥”横跨盘龙河，解决两岸交通之困。建桥期间，他每日亲临工地，监督石料采运，遇经费不足则带头捐俸，历时三载方告竣工。桥成之日，百姓刻碑记其功：“公之德如桥之固，公之泽如河之长。” 此外，他还创设“育婴堂”收养弃婴，制定《育婴章程》，规定“每婴日给米一合，岁给布二匹”，并动员妻女参与管理，使数十名婴儿得以存活。 五、晚年著述与学术影响：滇派汉学的边陲回响 晚年的刘溱体弱多病，仍手不释卷，致力于经学考据。他有感于云南汉学受吴派、皖派影响较小，自成体系，遂撰《滇南经说》四卷，对《诗经·召南》“江有汜”篇结合滇南水系进行考辨，提出“滇中亦有江沱，《诗》义当兼滇地解之”的新说，被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收录。其另一著作《挹芳阁文集》收录奏议、书信、游记百余篇，其中《上云贵总督论边务书》系统阐述“屯田实边、兴学化俗”的治边策略，成为清代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文献。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刘溱病逝于丘北家中，享年约六十岁。临终前，他仍叮嘱子孙“勿坠诗书业，勿忘桑梓情”。其墓葬于丘北城西文笔山，墓碑由弟子周之桢（时任云南学政）题写“清故文林郎刘公泽膏之墓”。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评价：“刘溱以儒术饰吏事，归里后兴教修志，化洽边氓，其学行堪为滇南士大夫式。” 如今，丘北凤鸣书院旧址仍存“挹芳阁”残碑，刘溱手植的古柏已亭亭如盖。他以科举入仕而不忘桑梓，以学术经世而泽被边地，其生平事迹不仅是清代士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缩影，更成为黔滇边陲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从湄潭知县到丘北乡贤，他用一生践行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儒家理想，在滇南文献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