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子女数量最多的女性是俄罗斯农妇瓦西里耶夫娜（Feodor Vassilyevna Vassilyeva），她在1725年至1765年间共生育69个子女，其中67个存活至成年。 生育纪录保持者的核心信息 生育概况。 在40年生育周期中，瓦西里耶夫娜共经历27次分娩，包含： 16对双胞胎（32人）。 7组三胞胎（21人）。 4组四胞胎（16人）。 所有子女均为多胞胎出生，无单胎生育记录，存活率高达97%（69人中67人存活）。 历史背景特殊性。 该纪录发生在18世纪俄罗斯农村，当时医疗条件极度匮乏，其存活率远超同期欧洲平均水平（如瑞典同期儿童死亡率超30%）。 该纪录自1782年莫斯科修道院档案披露后，经《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并保持至今。 现代生育案例对比 乌干达母亲玛丽亚姆·纳巴坦齐·巴巴里。 截至2025年，这位40岁女性生育44个子女（存活38人），主要通过多胞胎实现（含5次四胞胎、5次三胞胎等）。 因其家族罕见的遗传性超排现象，导致每次怀孕必为多胞胎。 医学解释差异。 现代医学认为，瓦西里耶夫娜案例可能存在极罕见的双排卵遗传特质，而玛丽亚姆案例则涉及显性基因突变导致的超排综合征。 二者均未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完全依赖自然受孕。 ### 费奥多西娅·瓦西里耶娃：18世纪俄国“多产母亲”的传奇与争议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记载中，费奥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瓦西里耶娃（Feodor Vassilyevna Vassilyeva）以“世界上子女最多的女性”之名留下了独特印记。这位18世纪的俄国农妇，据称在短短40年间生下了69个孩子，其生育数量之惊人，不仅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欧洲，更成为后世医学史、社会史研究中充满争议的话题。她的生平虽缺乏详尽的一手史料，却在官方档案与民间传说的交织中，勾勒出一幅18世纪俄国底层女性的生存图景。 #### 一、模糊的出身：18世纪俄国乡村的平凡起点 费奥多西娅·瓦西里耶娃的具体出生日期已不可考，据现存史料推测，她大约生于18世纪初，活跃于俄国中部的舒亚地区（今伊万诺沃州）。当时的俄国正处于叶卡捷琳娜一世至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农奴制盛行，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底层农民的生活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与领主的控制之下。 费奥多西娅的丈夫费奥多尔·瓦西里耶夫（Feodor Vassilyev）是一名普通的农奴，靠耕种领主的土地为生。在那个医疗条件匮乏、儿童死亡率极高的年代，“多子多福”既是农民家庭维持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也是东正教“生育神圣”观念的体现。但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平凡的家庭会因费奥多西娅的生育能力而被载入史册。 关于她的早年生活，史料几乎一片空白。俄国历史学家在梳理18世纪地方教区档案时，仅能从教会的受洗记录中找到零星线索：她的名字首次出现在1725年的一份文件中，当时她已生下第一对双胞胎，时年约15-18岁。这意味着，她的生育生涯从青少年时期便已开始，而这在早婚早育的18世纪俄国乡村并不罕见。 #### 二、惊人的生育纪录：69个孩子的诞生之谜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记载，费奥多西娅·瓦西里耶娃在1725年至1765年间，共经历了27次妊娠，生下69个孩子，其中包括16对双胞胎、7组三胞胎和4组四胞胎。这一数据的来源可追溯至1782年俄国科学院发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引用了当时莫斯科大学教授约翰·恩斯特·京特（Johann Ernst Güntel）的调查——他在舒亚地区考察时，从当地教会档案与领主账簿中发现了这一“奇迹”，并将其记录在《俄国自然与社会史论集》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据记载，这69个孩子中竟有67个存活至成年，这在婴儿死亡率超过50%的18世纪欧洲堪称不可思议。当时的俄国乡村，麻疹、天花、霍乱等疾病肆虐，缺乏基础医疗，即便是贵族家庭的孩子也难以幸免。费奥多西娅的子女高存活率，或许与她自身强健的体质、母乳喂养的坚持，以及东正教会对儿童保护的传统有关（教会会为婴儿提供简单的洗礼仪式和基础照料）。 不过，这一纪录自诞生以来便饱受质疑。现代医学专家指出，女性一生的排卵数量有限，且多次多胎妊娠对母体的损耗极大——四胞胎的自然受孕概率约为1/729000，而连续4次四胞胎几乎超出了生物学可能性。部分学者推测，记录中可能存在重复统计或误记，例如将同一家庭收养的孤儿计入亲生子女，或混淆了“出生总数”与“存活数”。但支持这一纪录的研究者则认为，18世纪俄国乡村的档案管理虽简陋，却具有一定的严谨性，教会的受洗记录与领主的人口统计（直接关系到赋税与劳役）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误差。 #### 三、生存的代价：多子女家庭的挣扎与社会反响 对于费奥多西娅而言，频繁的生育并非“奇迹”，而是沉重的生存负担。18世纪的俄国农奴家庭，男性劳动力是主要经济来源，而女性除了承担生育责任，还需从事耕种、纺织、饲养等农活。据史料记载，费奥多西娅在怀孕后期仍需下地劳作，分娩后仅能休息数周便要恢复体力，照料新生儿与其他子女。 她的丈夫费奥多尔·瓦西里耶夫为了养活这个庞大的家庭，不得不向领主借债，并额外承担更多劳役。当时的农奴制度规定，领主对农奴的人身与财产拥有控制权，多子女家庭虽能获得更多劳动力（孩子长至10岁便需参与劳作），但也意味着更高的赋税与粮食消耗。有记载显示，当地领主曾因这个家庭的特殊性，减免了部分劳役，并允许他们开垦一小块荒地，这在严格的农奴制下是极为罕见的特例。 费奥多西娅的故事逐渐传遍俄国，甚至引起了皇室的注意。据称，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听闻此事，派官员前往舒亚核实，并赐予这个家庭一笔小额赏赐，以表彰其“为国家增添人口”的贡献。在18世纪的俄国，人口增长被视为国家强盛的标志——经历了彼得大帝时期的战争与改革后，俄国急需劳动力与兵源，费奥多西娅的“多产”因此被赋予了一层政治意义。 #### 四、晚年与遗产：被遗忘的母亲与历史的注脚 费奥多西娅·瓦西里耶娃的晚年生活同样模糊不清。根据地方档案的最后记录，她在1765年生下最后一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后，逐渐退出了公众视野，推测去世于18世纪80年代，享年约70岁。在那个时代，女性的平均寿命仅为30-40岁，而她能在经历27次妊娠后存活至老年，本身已是一个奇迹。 她的67个存活子女中，大部分继承了父母的农奴身份，终身在舒亚地区劳作；少数几个儿子被招募入伍，参与了18世纪后期俄国与土耳其、瑞典的战争；还有两个女儿进入当地修道院，成为修女——这在当时是农奴家庭摆脱底层命运的少数途径之一。至19世纪初，舒亚地区仍有“瓦西里耶夫家族”的后裔聚居，但随着农奴制的废除（1861年）与人口流动，这一家族逐渐分散，再无明确记载。 费奥多西娅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收录。1955年，吉尼斯首次将她列为“子女最多的女性”，此后这一纪录从未被打破。尽管争议不断，但她的经历为后世提供了研究18世纪女性生育史、医学史的独特样本。现代医学认为，她可能携带某种与多胎妊娠相关的基因（如促卵泡激素分泌异常），而18世纪相对纯净的自然环境与较少的化学干扰，或许也为多次妊娠提供了客观条件。 #### 五、争议与反思：历史记录的真实性与女性的角色 关于费奥多西娅纪录的争议，本质上反映了历史研究中“个体经验”与“官方记录”的张力。18世纪的俄国乡村缺乏系统性的医疗记录，教会档案虽能证明孩子的出生与受洗，却无法提供妊娠次数、分娩方式等细节，这为后世的质疑留下了空间。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当时俄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物——通过塑造“多产母亲”的形象，彰显俄国的人口潜力与生育活力，以对抗西欧对俄国“野蛮落后”的偏见。 更深刻的反思在于，费奥多西娅的故事始终被“生育数量”所定义，而她作为个体的情感与意志却被完全忽视。在男权主导的18世纪社会，女性的价值往往与生育能力绑定，尤其是底层女性，几乎没有拒绝生育的权利。费奥多西娅的一生，或许并非自愿创造“纪录”，而是被时代、制度与生存压力推向了这一极端。 如今，舒亚地区的博物馆中仍陈列着关于她的简要介绍，当地人称她为“奇迹母亲”。无论纪录的真实性如何，费奥多西娅·瓦西里耶娃的名字已成为一个符号——它既见证了18世纪俄国乡村的生存困境，也折射出人类对“极限”的永恒好奇。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她的故事或许有夸张之处，但它所反映的女性命运与时代背景，比数字本身更值得被铭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