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

八思巴（藏文：འཕགས་པ་，威利转写：Hphags-pa；1235年3月6日－1280年12月15日），本名罗追坚参（blo-gros rgyal-mtshan）。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首领 ，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第一任萨迦法王。元朝第一位帝师。

八思巴自幼随伯父萨班·贡噶坚赞学佛法。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随萨班赴凉州觐见蒙古宗王阔端，途中出家。元宪宗元年（1251年），继萨班后成为萨迦派首领。因通晓五明，又称班智达。元宪宗三年（1253年），拜谒宗王忽必烈，为其施灌顶礼，被奉为上师。忽必烈即位后，被尊为国师，统领天下佛教徒。至元元年（1264年），领总制院事，兼统吐蕃地区军政事务。至元五年（1268年），制成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次年被元廷下诏颁行全国。随后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至元十三年（1276年）返回萨迦，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四年（1277年），举行“曲弥法会”，巩固藏地行政体制及萨迦派地位。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示寂，享年四十六岁。追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著有《彰所知论》等书 。

八思巴是大都城的选址者、设计者、规划者，同时对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蒙文的创制、佛教开始传入内蒙古及华北等地、萨迦派在西藏的兴盛、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创制的八思巴字用于拼写蒙古语和“译写一切文字”，以描写语音精确见长，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1235年，八思巴诞生于西藏萨迦（今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家族，本名罗追坚赞。昆氏家族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执掌者，自11世纪起便以“萨迦五祖”传承宗教权威，其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是萨迦派第四代祖师，也是西藏地区重要的政治家与学者。

八思巴自幼展现出超凡的天赋，被族人视为“神童”。据史料记载，他3岁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可完整背诵《本生经》，9岁时便在萨迦寺的法会上为僧众讲经说法，逻辑清晰、阐释精妙，被信众尊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这种天赋既源于家族的宗教熏陶，也为他日后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1244年，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之子阔端遣使入藏，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商议西藏归附事宜。年仅10岁的八思巴随伯父同行，这段旅程不仅让他亲历了西藏与蒙古政权的早期互动，更在途中接触到多元文化，为其后来的宗教与政治实践埋下伏笔。

1247年，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在凉州举行历史性会谈，达成西藏归附蒙古的协议，史称“凉州会盟”。此举避免了西藏地区的战乱，也使萨迦派成为蒙古政权在西藏的主要依托力量。期间，八思巴作为伯父的助手，参与了会谈的诸多事务，并以深厚的佛学造诣赢得蒙古贵族的尊重。

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17岁的八思巴继承萨迦派教主之位，成为第五代祖师。此时蒙古政权内部权力更迭，拖雷之子蒙哥继位为汗，其弟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及西藏地区。1253年，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途中召见八思巴于六盘山。

会面中，八思巴以渊博的学识和沉稳的气度打动忽必烈。据《萨迦世系史》记载，他为忽必烈及其妻察必皇后授佛戒，双方建立起“施主与上师”的关系——忽必烈成为萨迦派的政治庇护者，八思巴则以宗教权威支持蒙古对西藏的治理。这一关系成为此后元朝经略西藏的核心纽带。

1256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修建府邸，八思巴受邀前往主持宗教仪式，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合作。1260年，忽必烈称帝，建立元朝，旋即册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令其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地区行政事务。这是西藏宗教领袖首次获得中央政权的正式册封，标志着萨迦派在西藏的主导地位被官方确立。

作为国师，八思巴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西藏纳入元朝行政体系。他协助忽必烈建立“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将西藏划分为13个万户府，由萨迦派僧人及地方贵族共同管理，确保中央政令在西藏的推行。同时，他多次返回西藏整顿萨迦寺务，加强教派内部凝聚力，使萨迦派成为维系西藏与中央联系的核心力量。

1269年，八思巴完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创制“八思巴文”。这种文字以藏文为基础，融合蒙古文、汉文等多种文字特点，被忽必烈定为“国字”，用于书写官方文书、钱币铭文及印章。尽管八思巴文因复杂难学未能普及，但它作为元朝多民族统一政权的文化象征，体现了八思巴在文化整合中的智慧，也成为研究元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1270年，忽必烈再次册封八思巴，晋封其为“帝师”，赐号“大宝法王”，地位仅次于皇帝。此时的八思巴不仅是宗教领袖，更成为元朝处理西藏事务的核心决策者。他提出的“政教合一”治理模式在西藏推行：以萨迦派教主身份统管宗教事务，同时通过“本钦”（萨迦派任命的行政长官）管理地方政务，形成“上师指导、官员执行”的双轨体系。

在八思巴的推动下，元朝在西藏设立驿站，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联系；推行户口清查，为赋税征收和人口管理提供依据；规范宗教事务，限制其他教派的过度扩张，确保萨迦派的主导地位。这些措施既巩固了元朝对西藏的主权，也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此外，八思巴积极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他多次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主持佛事活动，为皇室成员授戒，使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元朝宫廷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支持汉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组织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促进了汉藏佛学的融合。

1276年，八思巴返回萨迦，专注于宗教事务与著述。他主持扩建萨迦寺，使其成为西藏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之一，寺内保存的大量佛经、壁画和文物，成为后世研究藏传佛教与萨迦派历史的重要宝库。期间，他撰写了《彰所知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佛学著作，系统阐释萨迦派教义，进一步完善了藏传佛教的理论体系。

1280年11月22日，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忽必烈闻讯后极为悲痛，追封其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并在大都为其修建舍利塔。此后，元朝历代皇帝均沿用“帝师”制度，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延续至14世纪中叶。

八思巴的一生，以宗教领袖与政治实践者的双重身份，深刻影响了13世纪中国的民族关系与西藏发展。他推动的西藏归附元朝，使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创制的八思巴文与推行的“政教合一”模式，成为元代治理边疆的重要范式；而他在宗教与文化领域的实践，则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传播与汉藏文化的交融。

如今，日喀则市萨迦县的萨迦寺仍保留着大量与八思巴相关的遗迹，其生平事迹被载入《元史》《萨迦世系史》等典籍，成为藏族历史与中国民族关系史中不可磨灭的篇章。他的智慧与远见，不仅塑造了萨迦派的辉煌，更在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