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时宗[明][公元1494年－1558年，为政清廉的明朝都察御史] 福建漳州市长泰区人物 戴时宗，字宗道，号良岗，福建长泰县彰信里（今陈巷镇）戴瞭村人。明永乐年间人，正德九年（151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左佥都御史，曾替皇帝效祀，人称“一日天子”。 戴时宗：明代长泰清廉御史的宦海人生 在福建漳州长泰区的历史长河中，明代都察御史戴时宗如同一座丰碑，矗立在乡人的记忆深处。这位生于 1494 年、卒于 1558 年的闽南士子，以 “清节凛然” 的官声享誉朝野，其宦海生涯交织着科举入仕的艰辛、巡抚地方的担当与弹劾权贵的刚正，成为明代官场少见的清廉典范。 闽南耕读世家的科举之路 明弘治七年（1494 年），戴时宗出生于长泰县积山乡（今属岩溪镇）的一个耕读世家。长泰自南唐置县以来，文风渐盛，戴氏家族虽非簪缨世族，却世代秉持 “耕读传家” 的祖训。其父戴文进深谙稼穑之苦，更知诗书可改变命运，故对时宗兄弟的教育尤为重视。少年戴时宗聪慧过人，《长泰县志》载其 “幼有异质，过目成诵”，常于农忙之余捧书苦读，田间地头、油灯之下皆为其研习之所。 正德年间，长泰县学教谕发现戴时宗的才学，将其纳入县学重点培养。时逢王阳明学说在闽南传播，戴时宗深受 “知行合一” 思想影响，读书之余亦关注民生疾苦。正德十五年（1520 年），26 岁的戴时宗参加福建乡试，以《礼记》经义中举，成为长泰县为数不多的举人。嘉靖二年（1523 年），他赴京参加会试，考中贡士，旋即通过殿试，赐进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正式踏上仕途。 行人司虽为九品衙门，却是明代储备人才的重要机构，负责捧节奉使、册封宗室等事务。戴时宗在此期间，以 “奉使不辱命” 著称。嘉靖五年（1526 年），他奉命前往楚地册封藩王，沿途谢绝地方官馈赠，仅以行囊中自带的干粮充饥。归朝后，同僚戏称其 “行囊比出使前更轻”，他却正色道：“吾携去者王命，带回者臣节，何轻之有？” 地方巡抚的惠民实绩 嘉靖八年（1529 年），戴时宗因在行人司任内表现优异，升任南京户科给事中。户科掌稽核财政、漕运等事，他上任后即奏请核查南京仓储，发现胥吏勾结舞弊，致使粮米霉变数千石。戴时宗不惧得罪户部官员，上疏弹劾相关责任人，最终使十余名贪官污吏被罢黜，南京仓储管理为之一肃。 嘉靖十二年（1533 年），戴时宗外放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分巡湖西道。湖西地区（今江西宜春、新余一带）当时匪患猖獗，豪强兼并土地严重。他到任后，一方面整饬军备，训练乡勇，在险要处设关立卡，数月内便擒获匪首数人，境内渐安；另一方面清查田亩，推行 “均田法”，将豪强霸占的无主荒地分给流民耕种，亲自绘制《湖西垦田图》呈报巡抚衙门。当地百姓感其德政，在袁州府城为其立 “去思碑”。 嘉靖十七年（1538 年），戴时宗升任浙江布政司参议，分守金衢道（今浙江金华、衢州一带）。时逢江浙大水，金衢地区尤为严重，农田被淹，米价飞涨。他亲率幕僚踏勘灾情，奏请朝廷减免赋税，并打开官仓放粮。为防止粮商囤积居奇，他制定 “平粜法”，规定粮价上限，同时动员富户捐粮，在各州县设粥厂救济灾民。据《浙江通志》记载，此次赈灾中，戴时宗 “寝食俱废者三月，足迹遍金衢诸县”，救活饥民数万。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戴时宗因母亲病逝，回乡丁忧。守孝期间，他见长泰县学宫年久失修，便捐出多年俸禄，倡议乡绅集资重修。新学宫落成后，他亲自撰写《长泰县学宫重修记》，强调 “学校者，风化之本，人才所由出也”。同时，他还主持编纂《长泰县志》（嘉靖版），为家乡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 巡按御史的刚正风骨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戴时宗丁忧期满，起复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他在任期间，改革科举选拔制度，注重考察生员品行，而非仅以文辞取士。曾有巡抚之子恃势请托，被他严词拒绝：“学政乃为朝廷选才，非为权贵营私！” 时人赞其 “澄汰精审，得士为一时最”。 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戴时宗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四川为天府之国，但当时土司割据、吏治腐败问题突出。他到任后，一方面整肃军纪，淘汰老弱病残，加强边防；另一方面奏请 “改土归流”，削弱土司权力，设立府县直接管辖。面对土司的武力反抗，他恩威并施，擒获叛乱首领后，又奏请朝廷减免当地赋税三年，使川南地区得以安定。 嘉靖三十年（1551 年），戴时宗奉召回京，任左佥都御史，协理院事。此时的明王朝，严嵩父子专权，吏治腐败达到极点。戴时宗虽位高权重，却依然保持清廉本色，府邸陈设简朴，家人衣着皆为布衣。他目睹严嵩党羽横行不法，多次欲上疏弹劾，同僚劝其 “嵩党遍朝野，恐遭不测”，他却慨然道：“吾为御史，当效包拯、海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戴时宗终于抓住机会，弹劾严嵩党羽、兵部尚书赵文华 “总督江南军务期间，糜费军饷，畏敌避战”。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权势熏天，此前无人敢劾。戴时宗的弹劾疏呈上后，朝野震动，严嵩父子极力反扑，诬其 “诬陷大臣，动摇国本”。好在嘉靖帝对赵文华亦有不满，虽未立即罢黜，却将其召回京城问责。戴时宗此举，被时人称为 “凤鸣朝阳”，《明史・御史传》特书一笔：“时宗弹劾，天下知严党不足畏也。” 致仕归乡的清介晚节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戴时宗因弹劾严嵩党羽遭报复，被调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深知朝政已不可为，遂于次年以 “老病” 为由，上疏乞休。嘉靖帝念其 “清节可风”，准其致仕，并赐 “廉能正直” 匾额。 归乡后的戴时宗，居于长泰县城东隅的 “清白堂”，过着简朴的乡居生活。他谢绝地方官的馈赠，每日与乡老谈诗论文，或到田间察看农桑。长泰县令曾欲为其修建 “御史第”，被他婉拒：“吾居足以蔽风雨，何用华屋为？” 他还将皇帝所赐匾额悬挂于堂中，以警示子孙。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戴时宗病逝于家中，享年 65 岁。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吾一生无所取，死后勿用棺椁，以布裹尸即可。” 家人遵照其遗嘱，丧事从简。乡邻听闻噩耗，皆自发前往吊唁，送葬队伍绵延数里。 戴时宗的清廉事迹在长泰民间广为流传，至今仍有 “御史背包” 的传说：言其任御史期间，每次巡察地方，仅带一个布包，内装官服与书籍，离任时布包依旧，毫无所增。清代长泰知县萧震在《长泰县志》中评价道：“时宗公以清节显于朝，其立朝风采，可与海忠介（海瑞）相颉颃，而惠泽及民，又非空言御史比也。” 历史长河中的廉政典范 戴时宗的宦海生涯，横跨嘉靖朝三十余载，历经正德、嘉靖两朝风云变幻。在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党争激烈的背景下，他如一股清流，始终坚守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信念。其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以民为本” 的施政理念。无论是在湖西剿匪、金衢赈灾，还是在四川推行 “改土归流”，他始终将民生疾苦放在首位，注重实际效果而非空谈理论。在浙江赈灾时，他发明 “粥厂分区法”，按灾民住所远近设立粥厂，避免流民聚集生乱，体现了卓越的治理智慧。 二是 “以法为绳” 的监察精神。作为都察御史，他弹劾权贵不避亲疏，虽知严嵩势大，仍冒死进言，这种 “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勇气，源自他对国家法度的信仰。在河南提督学政时，他制定《科场条规》，严格规范考试纪律，使河南乡试 “舞弊者绝迹”。 三是 “以俭养德” 的生活准则。戴时宗一生清贫，据《长泰戴氏宗谱》记载，其家中 “无余财，唯有书数千卷”。他常对子孙说：“世禄不可恃，勤俭乃传家之宝。” 这种清廉家风影响深远，其子孙多以耕读为业，无一人入仕为宦。 如今，长泰区岩溪镇仍保存着戴时宗的祖居遗址，当地政府将其列为 “廉政教育基地”，每年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学习。戴时宗的故事，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闽南文化中廉政精神的象征，激励着后人崇尚清廉、勤政为民。从明代的 “清白堂” 到今日的廉政展馆，戴时宗用一生书写的 “清” 字，依然在长泰大地上熠熠生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