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研究：汉朝时期丝路初通

一、汉通西域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西汉以来，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即今新疆、中亚乃至更西，被统称为西域。狭义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约今天新疆地区，广义西域则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地区。这里所说的西域，主要是就狭义而言；在叙述过程中，偶尔也会突破此范围。 　　武帝即位初，听匈奴降人说大月氏本来活动于敦煌、祁连山一带，是一强国，后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破而西迁，月氏人怨恨而有报复匈奴之意。武帝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联络他们以夹攻匈奴。建元三年（前138），汉中人应募，率众一百余人西行。途中，他们被匈奴俘获，留居匈奴十余年，但持汉节不失。后率众逃脱，西行数十日到大宛。那时大月氏因受其宿敌乌孙进攻，已从伊犁河流域西迁至中亚。在大宛、康居的帮助下，张骞抵达大月氏。大月氏臣畜大夏，“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史记·大宛列传》）。张骞未能如愿，停留一年多而返。返途中，再次为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时间。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回到长安，后受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余年，历尽艰难困苦，归来时只剩下两人。张骞西行，既传播了汉朝的文化，也开阔了汉朝人之视野。《史记·大宛列传》的前半部分，《汉书·张骞传》等内容，即依据张骞所获资料写成。 　　——秦汉时代的中西交通张骞在向武帝陈述西域见闻时，提到在大夏曾见到邛竹杖、蜀布，并探知这些物品来自身毒（今印度）。元狩元年（前122），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企图开辟从身毒到大夏的交通线，虽未果，无意中却打通与西南诸族的交通线。次年，汉军击破匈奴，取得河西地区，从此，自盐泽（今罗布泊）以东空无匈奴，汉与西域交往之道畅通。元狩四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乌孙原居敦煌、祁连之地，与大月氏有世仇而西迁），并期望乌孙与汉和亲、结盟，以便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影响（乌孙曾服属匈奴），也可招徕大夏等国而臣服之。张骞此行率将士三百人，每人备马两匹，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钜万；其中，许多人是“持节”副使，方便时可权宜出使。 　　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他派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乌孙使者亲见汉之富饶人众，归报其国，乌孙于是愈发重视汉朝。过了几年，张骞派遣的那些副使，同大夏等国的使者一起，陆续回到长安，“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此后，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每年派往西域的使臣，多者十余批，少者五六批；每批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远者八九年始还，近者几年而返。张骞“凿空”西域，“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汉书·张骞传》）。 　　汉派往西域的使者既多且良莠不齐，西域诸国亦开始厌倦汉使之言语乖张。诸国揣度汉兵不能远行至此，禁止饮水食物供应以苦汉使，汉使者或因此而相互攻击。西域东端的楼兰、姑师等小国，地处交通要道，经常攻劫汉使，匈奴也不时拦击汉使。汉使者争言西域诸国兵弱易攻。为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率军掳楼兰王，击破姑师，因举兵示威于乌孙、大宛等国，“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史记·大宛列传》）。元封六年（前105），汉以宗室女细君公主与乌孙王和亲，“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汉书·匈奴传》）；细君公主去世后，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公主和亲。细君、解忧公主先后在乌孙活动，巩固了汉与乌孙之间的联系，乌孙成为制约匈奴的重要力量。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与乌孙合兵攻击匈奴，俘获甚众。此后，汉与乌孙大体维持和好关系。 　　为取得大宛的“汗血马”，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派贰师将军利率军数万攻大宛。西进中，西域当道小国坚守城池，不肯供应汉军粮草。汉军饥饿、疲惫，加之遭遇大败，陷入窘境。李广利无功而返，汉军十不存一二。李广利派人上书陈述军情，请求罢兵；武帝盛怒，禁李广利军退入玉门关。“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汉书·李广利传》）。太初三年（前102），武帝大举征发人众，派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汉军6万人，物资运输规模浩大，计有牛10万头，马3万匹，驴、骆驼等万数。此次西征所经小国，均出迎汉军，供应粮草；行军至轮台，遭遇抵抗，汉军攻下并屠城西进。先行部队3万余人，攻破大宛国都外城，切断城中水源；大宛发生内乱，大宛王毋寡被杀，向汉军求和。汉军获得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拥立亲汉的贵人昧蔡为宛王，与之盟誓、撤兵。二次西征未遇强敌，但汉军依然伤亡惨重，“入玉门关者万余人，马千余匹”（《汉书·李广利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军将领贪残，不关爱士卒，欺凌、侵夺之，士卒因之死者甚众。后来，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数百，进行屯垦，屯田自给及供应过往使者，置使者校尉负责屯田等事宜。 　　以后，汉在车师一带屡与匈奴交锋。宣帝时，匈奴分裂，日逐王归汉，匈奴设置在西域的“僮仆都尉”（负责西域地区的赋税征收）被罢省。神爵二年（前60），汉于西域设置都护，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兼护南道、北道，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屯田校尉等官亦为都护属下。元帝时，汉于车师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西域局势与匈奴势力兴衰息息相关。匈奴分裂后，郅支单于率余部西逃，他与康居王联姻，困辱汉使。元帝建昭三年（前36），新任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征发西域诸国兵及屯田吏士，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的郅支单于，匈奴势力在西域的影响趋弱，汉与西域之路得以安全、畅通。武帝时，西域有36国；西汉末，分为55国。这些国家的译长、城长、将、相，甚至侯、王，等等，“皆佩汉印绶”；康居、安息等国距汉绝远，“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汉书·西域传》）。 　　时，实行错误的贬抑政策，西域诸国怨恨、叛离，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断绝，匈奴势力伺机再次渗入北道诸国。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端的莎车，在匈奴入侵时，保护受匈奴攻击的原西域都护吏士及其眷属千余人，率近傍诸国军队抵抗匈奴侵犯。莎车王康致书盘踞河西的窦融，探问中原形势。光武帝建武五年（29），窦融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后汉书·西域传》）。建武十四年（38），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至汉，请派都护。中原初定、国力不足，光武帝不得不拒绝。此后，匈奴因旱蝗之灾，势力衰竭，莎车王日渐骄横，攻掠近旁小国。有鉴于此，建武二十一年（45），车师前部、鄯善、焉耆等18国遣王子入侍，再次请汉派都护，光武帝仍未答应。莎车王益发骄纵，攻破鄯善，杀龟兹王，重征赋税。鄯善王上书：如再不置都护，只有臣服于匈奴。光武帝回答说，“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汉书·西域传》）于是鄯善、车师、龟兹等国先后归附匈奴。后来，于阗攻灭莎车，称雄南道，不久为匈奴控制。 　　明帝时，东汉发动对匈奴战争。永平十六年（73），窦固、耿忠出酒泉塞，占领伊吾（今新疆哈密地区），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后汉书·西域传》）。次年，汉政府以陈睦为西域都护，以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驻兵车师后王部和前王部。窦固占领伊吾后，派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南道诸国。班超先到鄯善。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气魄，斩杀匈奴使者，威震鄯善；西至于阗，迫使于阗王攻杀匈奴使者，归服汉朝。永平十七年（74），班超前往疏勒，废黜龟兹所立疏勒王，靖定疏勒。当班超在西域南道获得进展时，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龟兹等国，于永平十八年（75）明帝去世之际，进攻西域都护陈睦及戊、己校尉耿恭、关宠，陈睦、关宠被杀。耿恭兵将虽少，但坚守城池，斗志顽强。城中粮草用尽，汉军将士饥饿，煮铠甲、弓弩上的筋革充饥。士卒誓同生死，终无二心。章帝建初元年（76），司徒鲍昱力排众议，陈述利害，朝廷派兵救援西域汉军。耿恭率众踏上东归路：一路饥寒交迫，返回玉门关时，只剩13人，衣褛穿决，形容枯槁。次年，东汉撤退伊吾的屯田兵，西域门户重被匈奴掌握。 　　汉政府无力固守车师，罢省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国。疏勒、于阗等国惧怕匈奴，苦苦挽留班超，班超于是决意留驻西域。他镇压了疏勒一部分亲匈奴势力，击平姑墨，并用东汉前后两次援兵千余人及于阗等国兵，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属国莎车归降，击败龟兹援救莎车的军队，西域南道自此畅通。和帝永元之初，窦宪率军连破匈奴，西域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永元二年（90），大月氏贵霜帝国发兵7万，逾葱岭进攻班超。班超坚壁清野，月氏抄掠无所得，求援龟兹又未果，被迫撤军。次年，北道龟兹、姑墨、温宿归降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复置戊己校尉。永元六年（94），班超征发龟兹、鄯善等国7万余人，讨伐焉耆，焉耆归降，“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后汉书·西域传》）。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使这一地区与中原联系空前密切，为东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久在绝域的班超，晚年思归故土，上书和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永元十四年（102）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病卒。 　　班超东归后，继任者任尚举措失当，失和于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反叛”。因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后汉书·梁传》）。安帝永初元年（107），罢省西域都护，派将士迎回西域都护等官，以及伊吾、柳中屯田士卒。 　　西域与汉的交通中断后，残留于天山、阿尔泰山间的北匈奴，再次乘机控制西域诸国，寇掠河西，为害十余年，攻杀出屯伊吾卢的敦煌长史索班。敦煌太守曹宗请求朝廷出兵，攻打匈奴，复取西域。朝廷在经过激烈辩论后，部分采纳班勇的建议：复置敦煌郡营兵三百人，设西域副校尉于敦煌，羁縻西域。匈奴与车师仍数次寇扰，河西大受其害。顺帝延光二年（123），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进驻西域后，破平车师，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领已西遂绝”（《后汉书·西域传》）。班勇自幼随父班超在西域成长，熟悉西域道里、风土和政治情况，《后汉书·西域传》即依据其所记写成。顺帝以后，朝政日坏，国力衰退，渐无力控制西域；西域诸国骄纵，彼此相互攻击。西域长史、戊己校尉等官，作为凉州刺史的属官，一直存续至灵帝末年。献帝时，凉州大乱，汉与西域交通断绝。

二、西方世界 　　汉代存续的四百余年，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古代世界经历了帝国、孔雀帝国、秦代中国兴衰后，从西起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广大区域有个秩序重建问题。以此秩序重建为知识背景，不仅会拓展我们的认知视野，也会深化对中西交通的认识：认识世界史中的秦汉帝国及秦汉帝国以外的世界。秦汉帝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即通常所说的广义西域，在正史中有很简略的记载，且记载是否可信需审慎待之。 　　从西向东来说，从前2世纪至前1世纪，罗马由地区国家演变为控制多区域的帝国，其势力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达到鼎盛，3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了危机时期。前3世纪中叶，两汉正史中所说的“安息”独立。安息王密特里达特一世（前170~前138）晚年，安息已成为一个东起中亚西南部（中间包括伊朗），西至两河流域的强盛帝国。安息与罗马对抗于幼发拉底河一线，在西方势不可挡的罗马于此受阻。3世纪初，安息统治者内部纠纷再起，国势愈发衰弱。与安息大体同时独立的大夏，在前2世纪前半期一度比较强盛，拓展疆土至印度西北部，随后在月氏迁徙的潮流中被冲垮。月氏在这里定居下来，公元1世纪至2世纪间形成贵霜帝国。这是一个把中亚和印度部分地区结合起来的帝国。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约78~102），在西方打败了开始衰落的安息，向南又在印度进行征服，国势臻于极盛：疆域西起伊朗东境，东至恒河中游，北起锡尔河、葱岭，南至纳巴达河。迦腻色迦去世后，贵霜由盛而衰，3世纪初分裂。贵霜帝国之东，即狭义西域地区及汉帝国，汉帝国之北是匈奴势力。 　　学界通常认为，两汉正史中所说的黎轩、或大秦等称谓《史记·大宛列传》写作“黎轩”，《汉书·张骞传》写作“”，《汉书·西域传》写作“”，《后汉书·西域传》写作“”，等等。文字虽有差异，似指同一地域。，是指罗马、罗马帝国或帝国东部的某城或某区域。从《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来看，大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下辖四百多个城邑；大秦人以耕作为俗，多种树，有蚕桑。政治方面，设有36将共议国是，王位不世袭而是择立贤人；物产方面，多金银奇宝，如夜光璧、明月珠等；贸易方面，与安息、印度交易于海中，获利丰厚。这些记载相当疏阔甚至有误。当时的罗马帝国，就领土面积、人口数字、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而论，与汉帝国大体相当。有一批人共议国是的制度，似指罗马元老院或城市议会：罗马世界中，元老院是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城市议会是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或城市议会与人民，是罗马皇帝（正史中所说的大秦王）或市政官等公职人员权力的来源，他们的权力在由元老院颁给的权力状或城市特许状中有所规定。 　　罗马人对中国也很陌生。罗马文献中提到的秦尼（Sinae）、赛里斯（Seres）等，一般认为指的是以产丝闻名的中国。1世纪时，罗马学者如史特拉波、普林尼等，虽然叙述中国产丝，但对丝的认识很荒谬，认为丝是树上长的羊毛。从当时的地图来看，他们对东方世界，尤其是秦汉中国，近乎完全无知。邢义田：《从古罗马看秦汉中国》，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八方风来：复旦大学文史讲堂之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3~159页。 　　之所以如此，一是地理距离相距太过遥远，二是中间有阻隔势力的存在。事实上，东、西方只有间接的联系，而非许多学者假想的那样直接。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条支国（今波斯湾北头），临海欲渡，为安息西界船人所阻：海水广大，来往短者三月，长者要两年，不仅需携带大量粮食，还可能遭遇死亡危险。甘英踌躇不前，无功而返。这是中国使节远至波斯湾的最早记载。甘英所到之处是前人所未至的地域，他详细记载了沿途地域的风土人情。文献中“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西域传》）等记载，或被学者视为中国与欧洲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认为蒙奇、兜勒所遣之使实际是罗马商团来华，时间在永元十二年（100）。此论断尚缺乏充足证据。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86页。 　　大秦王虽欲与汉通使，但受安息等国地阻隔。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者经由海路，抵汉日南郡，再北行洛阳，始与汉有正式交往。《后汉书·西域传》虽记载此事，但著者范晔心存疑忌：大秦使者贡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礼物，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在探讨罗马与秦汉交往时，不得不提及骊城问题。骊本是张掖郡所辖之县。两汉正史有所谓的黎轩或，骊城问题也因此复杂起来：《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大秦国一名”，大秦是秦汉时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东汉以来，学者就将之与“骊”联系起来，认为“骊”可能得名于西域国家“”。《汉书·张骞传》中所说的“”，东汉灵帝时人服虔说“，张掖县名也”，唐人颜师古则说“张掖骊盖取自此国名耳”。晚清以来，学者在延续前人提法之同时，又审慎提出骊城的设立，似是为了处置“”降人，亦即为处置罗马战俘而置县。后来，国外学者衍生出一个提法：骊城是一座汉代罗马城。一个原本记载简单的骊城，竟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 　　事实是，所谓的汉代罗马城——骊城问题，不过是中外学者“共同制造”的历史。国内外学者之所以将骊与罗马战俘联系起来，是基于以下猜测：前53年，罗马与安息在卡尔莱交战，战败的罗马军团流亡至中亚；前36年，汉将军陈汤讨伐匈奴郅支单于，带回协助郅支单于以“鱼鳞阵”守城的一百余位罗马士兵，于是才有了张掖郡骊城之建立。这一猜测根本无法成立：一则，从现有汉简资料来看，骊早在宣帝神爵二年就已存在，与卡尔莱战役及罗马军团并无任何干系；二则，史书虽未记载“鱼鳞阵”的阵式，将之等同于罗马军团的“龟盾阵”，从史实证据来说显然是不充足的。邢义田：《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城的问题（增补稿）》，《古今论衡》第13期（2005），第50~72页。 　　中国正史中所说的“安息”，即外国史书上的帕提亚。安息帝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已相当发达的两河流域地区，与伊朗山区和里海沿岸的草原狩猎或游牧部落相比，差别悬殊。历史上里海东南和木鹿地区建立的一些城市，原本是防御、统治设施；丝绸之路开通后，位于这条路上的那些城市，成为在商业上有重要意义的城市，不仅使当地的手工业有所发展，减轻安息帝国东西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还使安息增加一条联系东西部的经济纽带。帝国内部的统一程度不高，地方大体维持自治传统，有些小国只要称臣纳贡，就可作为属国继续存在。汉与安息帝国的联系较早。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虽未亲临安息，但听到不少关于安息的消息：安息种植稻、麦，有大小城邑数百，土地方圆数千里，百姓善于经商，是西域的最大国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出访安息。汉使到安息时，安息王派遣将领率兵东向迎接，又遣安息使者随汉使到长安，进献大鸟卵（鸵鸟蛋）和的眩人（魔术师）。东汉时，安息不止一次遣使至汉，以师子（狮子）、大鸟（鸵鸟）等为礼物。安息横亘于罗马、中国间，成为双方交往的中间环节。安息欲垄断中国、罗马的丝绸贸易，故阻碍罗马与中国的直接交通，甘英出使大秦未果恐亦如此。 　　中国正史中所说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位于兴都库什山北麓及阿姆河上游一带。前3世纪中叶，大夏独立。在大夏这片土地上，先后经历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亚历山大大帝（前336~前323）曾转战埃及、波斯、中亚乃至印度河上游，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希腊的古典艺术及希腊文化因此东传，故有中亚的希腊化时代之称。独立后的大夏统治者们仍是希腊移民出身，西方史书称之为希腊—大夏王国。大夏王德米特里（约前190~前167）在位时，大举向南扩张，将大约相当于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域纳入大夏版图。这是大夏王国的极盛时代。德米特里将都城迁至叉始罗，使国家重心移入古印度的西北部，重视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但大夏的希腊人对他的这种政策颇有分歧，约在前168年，一个希腊人贵族欧克拉提德占据大夏，自立为王。希腊人统治的大夏王国一分为二：一在大夏本土，一在印度。此后，两国又分为若干小国。希腊—大夏王国作为统一国家存在的时间，尚不足一个世纪。 　　在大夏王国分解的同时，其东北方出现了游牧部落的迁徙：原先居住于中国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为匈奴所败，逐渐迁徙到葱岭以西、锡尔河一带，迫使活动在这里的部分塞种人塞种人可能是见于西方史籍的伊塞顿人，他们于前七世纪占有伊犁河、楚河流域，后来向西扩张至锡尔河北岸，被波斯人称为塞种。塞种本是波斯人对锡尔河以北游牧人的泛称。月氏人西迁，部分塞种被迫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后亦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绿洲。因民族迁徙而建立的塞人国家，有大宛、康居、奄蔡、宾等。南迁，希腊人在大夏的统治因此终结。约前140年，月氏人又南下到大夏，迫使塞种人向南迁入塞斯坦、印度西北部，希腊大夏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为塞种人所取代。张骞出使月氏而到大夏时，月氏刚占领大夏不久。据张骞说：大夏是一农业定居国家，“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史记·大宛列传》）。统治大夏的月氏分为五部，每部有一首领，合称“五侯”。约1世纪初，五侯中的贵霜侯丘就却（约16~65）消灭其他侯，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国家。丘就却还南向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今克什米尔地区，初步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他去世后，其子阎膏珍（约65~75）即位。他南向进兵印度，占领恒河上游地区，并任命一个将军进行统治。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将都城从中亚南迁至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南部）的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使这一地区成为帝国的统治中心。贵霜帝国的前三位国王中，丘就却信佛教，阎膏珍信婆罗门教，迦腻色迦又信佛教。迦腻色迦对佛教的支持、宣扬尤为有力。他下令修建了富楼沙的大讲经堂，还雕刻了许多佛像，将一批出色的佛教学者招致到身边，并召开了当时规模最盛大的佛教高僧大会。贵霜帝国一时成为佛教的中心。 　　在大夏、贵霜国的周边地区，存在着一些较重要的国家，如大宛、康居、身毒。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地区，北抵康居，南接月氏，西邻安息，东至乌孙。大宛国民户6万，口30万，有城郭屋室，种植稻、麦、葡萄，属邑大小70余城。康居在大宛西北，即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地区，民户12万，口60万。奄蔡在康居西北，约在今里海至咸海间，风俗与康居相近。大宛、康居、奄蔡等国的形成，与塞种人迁徙有关。大宛以西至安息，诸国言语虽异，风俗略同，“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史记·大宛列传》）。身毒在大夏东南，定居，从事农业，气候湿热，乘象作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西域传》）。

二、西方世界 　　汉代存续的四百余年，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古代世界经历了亚历山大帝国、孔雀帝国、秦代中国兴衰后，从西起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广大区域有个秩序重建问题。以此秩序重建为知识背景，不仅会拓展我们的认知视野，也会深化对中西交通的认识：认识世界史中的秦汉帝国及秦汉帝国以外的世界。秦汉帝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即通常所说的广义西域，在正史中有很简略的记载，且记载是否可信需审慎待之。 　　从西向东来说，从前2世纪至前1世纪，罗马由地区国家演变为控制多区域的帝国，其势力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达到鼎盛，3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了危机时期。前3世纪中叶，两汉正史中所说的“安息”独立。安息王密特里达特一世（前170~前138）晚年，安息已成为一个东起中亚西南部（中间包括伊朗），西至两河流域的强盛帝国。安息与罗马对抗于幼发拉底河一线，在西方势不可挡的罗马于此受阻。3世纪初，安息统治者内部纠纷再起，国势愈发衰弱。与安息大体同时独立的大夏，在前2世纪前半期一度比较强盛，拓展疆土至印度西北部，随后在月氏迁徙的潮流中被冲垮。月氏在这里定居下来，公元1世纪至2世纪间形成贵霜帝国。这是一个把中亚和印度部分地区结合起来的帝国。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约78~102），在西方打败了开始衰落的安息，向南又在印度进行征服，国势臻于极盛：疆域西起伊朗东境，东至恒河中游，北起锡尔河、葱岭，南至纳巴达河。迦腻色迦去世后，贵霜由盛而衰，3世纪初分裂。贵霜帝国之东，即狭义西域地区及汉帝国，汉帝国之北是匈奴势力。 　　学界通常认为，两汉正史中所说的黎轩、或大秦等称谓《史记·大宛列传》写作“黎轩”，《汉书·张骞传》写作“”，《汉书·西域传》写作“”，《后汉书·西域传》写作“”，等等。文字虽有差异，似指同一地域。，是指罗马、罗马帝国或帝国东部的某城或某区域。从《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来看，大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下辖四百多个城邑；大秦人以耕作为俗，多种树，有蚕桑。政治方面，设有36将共议国是，王位不世袭而是择立贤人；物产方面，多金银奇宝，如夜光璧、明月珠等；贸易方面，与安息、印度交易于海中，获利丰厚。这些记载相当疏阔甚至有误。当时的罗马帝国，就领土面积、人口数字、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而论，与汉帝国大体相当。有一批人共议国是的制度，似指罗马元老院或城市议会：罗马世界中，元老院是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城市议会是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或城市议会与人民，是罗马皇帝（正史中所说的大秦王）或市政官等公职人员权力的来源，他们的权力在由元老院颁给的权力状或城市特许状中有所规定。 　　罗马人对中国也很陌生。罗马文献中提到的秦尼（Sinae）、赛里斯（Seres）等，一般认为指的是以产丝闻名的中国。1世纪时，罗马学者如史特拉波、普林尼等，虽然叙述中国产丝，但对丝的认识很荒谬，认为丝是树上长的羊毛。从当时的地图来看，他们对东方世界，尤其是秦汉中国，近乎完全无知。邢义田：《从古罗马看秦汉中国》，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八方风来：复旦大学文史讲堂之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3~159页。 　　之所以如此，一是地理距离相距太过遥远，二是中间有阻隔势力的存在。事实上，东、西方只有间接的联系，而非许多学者假想的那样直接。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条支国（今波斯湾北头），临海欲渡，为安息西界船人所阻：海水广大，来往短者三月，长者要两年，不仅需携带大量粮食，还可能遭遇死亡危险。甘英踌躇不前，无功而返。这是中国使节远至波斯湾的最早记载。甘英所到之处是前人所未至的地域，他详细记载了沿途地域的风土人情。文献中“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西域传》）等记载，或被学者视为中国与欧洲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认为蒙奇、兜勒所遣之使实际是罗马商团来华，时间在永元十二年（100）。此论断尚缺乏充足证据。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86页。 　　大秦王虽欲与汉通使，但受安息等国地阻隔。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者经由海路，抵汉日南郡，再北行洛阳，始与汉有正式交往。《后汉书·西域传》虽记载此事，但著者范晔心存疑忌：大秦使者贡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礼物，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在探讨罗马与秦汉交往时，不得不提及骊城问题。骊本是张掖郡所辖之县。两汉正史有所谓的黎轩或，骊城问题也因此复杂起来：《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大秦国一名”，大秦是秦汉时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东汉以来，学者就将之与“骊”联系起来，认为“骊”可能得名于西域国家“”。《汉书·张骞传》中所说的“”，东汉灵帝时人服虔说“，张掖县名也”，唐人颜师古则说“张掖骊盖取自此国名耳”。晚清以来，学者在延续前人提法之同时，又审慎提出骊城的设立，似是为了处置“”降人，亦即为处置罗马战俘而置县。后来，国外学者衍生出一个提法：骊城是一座汉代罗马城。一个原本记载简单的骊城，竟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 　　事实是，所谓的汉代罗马城——骊城问题，不过是中外学者“共同制造”的历史。国内外学者之所以将骊与罗马战俘联系起来，是基于以下猜测：前53年，罗马与安息在卡尔莱交战，战败的罗马军团流亡至中亚；前36年，汉将军陈汤讨伐匈奴郅支单于，带回协助郅支单于以“鱼鳞阵”守城的一百余位罗马士兵，于是才有了张掖郡骊城之建立。这一猜测根本无法成立：一则，从现有汉简资料来看，骊早在宣帝神爵二年就已存在，与卡尔莱战役及罗马军团并无任何干系；二则，史书虽未记载“鱼鳞阵”的阵式，将之等同于罗马军团的“龟盾阵”，从史实证据来说显然是不充足的。邢义田：《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城的问题（增补稿）》，《古今论衡》第13期（2005），第50~72页。 　　中国正史中所说的“安息”，即外国史书上的帕提亚。安息帝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已相当发达的两河流域地区，与伊朗山区和里海沿岸的草原狩猎或游牧部落相比，差别悬殊。历史上里海东南和木鹿地区建立的一些城市，原本是防御、统治设施；丝绸之路开通后，位于这条路上的那些城市，成为在商业上有重要意义的城市，不仅使当地的手工业有所发展，减轻安息帝国东西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还使安息增加一条联系东西部的经济纽带。帝国内部的统一程度不高，地方大体维持自治传统，有些小国只要称臣纳贡，就可作为属国继续存在。汉与安息帝国的联系较早。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虽未亲临安息，但听到不少关于安息的消息：安息种植稻、麦，有大小城邑数百，土地方圆数千里，百姓善于经商，是西域的最大国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出访安息。汉使到安息时，安息王派遣将领率兵东向迎接，又遣安息使者随汉使到长安，进献大鸟卵（鸵鸟蛋）和的眩人（魔术师）。东汉时，安息不止一次遣使至汉，以师子（狮子）、大鸟（鸵鸟）等为礼物。安息横亘于罗马、中国间，成为双方交往的中间环节。安息欲垄断中国、罗马的丝绸贸易，故阻碍罗马与中国的直接交通，甘英出使大秦未果恐亦如此。 　　中国正史中所说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位于兴都库什山北麓及阿姆河上游一带。前3世纪中叶，大夏独立。在大夏这片土地上，先后经历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亚历山大大帝（前336~前323）曾转战埃及、波斯、中亚乃至印度河上游，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希腊的古典艺术及希腊文化因此东传，故有中亚的希腊化时代之称。独立后的大夏统治者们仍是希腊移民出身，西方史书称之为希腊—大夏王国。大夏王德米特里（约前190~前167）在位时，大举向南扩张，将大约相当于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域纳入大夏版图。这是大夏王国的极盛时代。德米特里将都城迁至叉始罗，使国家重心移入古印度的西北部，重视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但大夏的希腊人对他的这种政策颇有分歧，约在前168年，一个希腊人贵族欧克拉提德占据大夏，自立为王。希腊人统治的大夏王国一分为二：一在大夏本土，一在印度。此后，两国又分为若干小国。希腊—大夏王国作为统一国家存在的时间，尚不足一个世纪。 　　在大夏王国分解的同时，其东北方出现了游牧部落的迁徙：原先居住于中国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为匈奴所败，逐渐迁徙到葱岭以西、锡尔河一带，迫使活动在这里的部分塞种人塞种人可能是见于西方史籍的伊塞顿人，他们于前七世纪占有伊犁河、楚河流域，后来向西扩张至锡尔河北岸，被波斯人称为塞种。塞种本是波斯人对锡尔河以北游牧人的泛称。月氏人西迁，部分塞种被迫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后亦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绿洲。因民族迁徙而建立的塞人国家，有大宛、康居、奄蔡、宾等。南迁，希腊人在大夏的统治因此终结。约前140年，月氏人又南下到大夏，迫使塞种人向南迁入塞斯坦、印度西北部，希腊大夏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为塞种人所取代。张骞出使月氏而到大夏时，月氏刚占领大夏不久。据张骞说：大夏是一农业定居国家，“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史记·大宛列传》）。统治大夏的月氏分为五部，每部有一首领，合称“五侯”。约1世纪初，五侯中的贵霜侯丘就却（约16~65）消灭其他侯，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国家。丘就却还南向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今克什米尔地区，初步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他去世后，其子阎膏珍（约65~75）即位。他南向进兵印度，占领恒河上游地区，并任命一个将军进行统治。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将都城从中亚南迁至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南部）的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使这一地区成为帝国的统治中心。贵霜帝国的前三位国王中，丘就却信佛教，阎膏珍信婆罗门教，迦腻色迦又信佛教。迦腻色迦对佛教的支持、宣扬尤为有力。他下令修建了富楼沙的大讲经堂，还雕刻了许多佛像，将一批出色的佛教学者招致到身边，并召开了当时规模最盛大的佛教高僧大会。贵霜帝国一时成为佛教的中心。 　　在大夏、贵霜国的周边地区，存在着一些较重要的国家，如大宛、康居、身毒。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地区，北抵康居，南接月氏，西邻安息，东至乌孙。大宛国民户6万，口30万，有城郭屋室，种植稻、麦、葡萄，属邑大小70余城。康居在大宛西北，即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地区，民户12万，口60万。奄蔡在康居西北，约在今里海至咸海间，风俗与康居相近。大宛、康居、奄蔡等国的形成，与塞种人迁徙有关。大宛以西至安息，诸国言语虽异，风俗略同，“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史记·大宛列传》）。身毒在大夏东南，定居，从事农业，气候湿热，乘象作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西域传》）。

四、西域文明 　　汉文典籍对西域的记载，大体上是以汉代为断限：汉代之前的西域历史似完全没有记载，汉代及此后的西域历史多依附正史而留存，且以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为叙述中心，而西域自身的历史及文化很少被提及。实际上，要认识以丝绸之路为媒介的中、西交流，不能不注意到西域历史及文明的独特性。从某种情况而言，西域文明的独特性，一是源于本土或土著文明的影响，一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之产物。 　　西域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以北地区为北疆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冬长夏短，气温低寒，降水量多，气候也较湿润，利于森林和草场的生长发育，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以南地区为南疆区，属于暖温带极干旱荒漠气候，冬短夏长，气温高热，少雨干燥，高山冰雪融水而形成诸多河流，流量比较稳定，日照时间长，热量丰富，很适合农作物生长，灌溉农业发达；位于东部天山尾端的吐鲁番和哈密地区为东疆区，介于北疆区、南疆区之间，其北部的巴里坤、伊吾等地的气候和经济情况与北疆区略同，南部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则与南疆区一致。在上述地形和气候制约下，西域河流主要是内陆河，水源主要是高山冰雪融水，流程不长，或是消逝于沙漠之中，或渗入地下，或流入洼地湖泊。北疆区的主要河流有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等。额尔齐斯河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从东向西流入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泊，最后再入鄂毕河而注入北冰洋。伊犁河发源于天山北坡，从东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南疆区的塔里木河，发源于天山南坡和昆仑山北坡，从西向东流入台特马湖。东疆区无大河，泉水较多，工程巨大的坎儿井灌溉系统，自古以来就是这里的一大特点。西域的湖泊多位于河流的终点处，随河流水源的增减而发生变化，且多为咸水湖，著名者当推罗布泊，即古时的盐泽或蒲昌海。 　　西域地区的史前考古成果及研究表明，西域地域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或商周时代，西域也经历了青铜文明或铁器文明，并且人类的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前2000年至前1000年的青铜时代，西域的人类活动主要局限于东疆区、南疆区；前1000年之后的铁器时代，东疆区、南疆区的人类活动继续发展外，北疆区的人类活动也已相当活跃。当时人们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农业、畜牧业。东疆区和南疆区主要经营农业经济，小麦粒、青稞粒等粮食及收割工具铁镰刀，等等，显现出农业在当时人生活中的地位。 　　这些区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畜牧经济在当地也有很大发展。北疆区的大部分遗址或墓葬中，多见马、牛、羊骨及与畜牧有关的小工具，很少或不见农业的踪迹，经济形态主要是畜牧业。西域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影响，北疆适宜于畜牧业而南疆适合农业的经济格局，早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铁器时代就已逐渐形成了。农业、畜牧业经济在地域上虽各有侧重，但同时也存在着相互交叉的现象：南疆区的某些地区经营畜牧业，以畜牧为主的北疆区也略从事农业，甚至还过着相对固定的定居生活。与定居生活相联系，各种手工业如冶铁、制陶、皮革、纺织等，都相应发展起来。特别是皮革加工和毛纺织业，主要制造当时人们所穿用的物品，如皮帽、毡帽、皮靴、毛织衣裤等，是西域特有的一种手工作业。 　　从基本覆盖西域全境的人骨标本来看，史前西域的人种成分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欧罗巴种（西方人种，主要分布地域在欧洲及中亚一带），也有蒙古利亚种（东方人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和蒙古一带），还有两者的混杂型，且欧罗巴种占优势。就两大人种分布而言，西域东部地区主要是蒙古利亚种，他们逐渐向西活动；西域西部地区则完全或主要是欧罗巴种，他们又不断向东活动。这样，新疆地区就成为古代中国境内欧罗巴种与蒙古利亚种相互交会的一个地带：早在西域历史上的铁器时代，哈密地区是欧罗巴人种向东扩展的最东界线，而蒙古利亚种则向西发展到伊犁河流域。 　　与人种分布相一致，是西域史前文化与东（主要是我国西北地区）、西方（主要是中亚地区）及其周围地区都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这在墓葬形制、葬俗、建筑材料、典型器物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西域东部与其东面的甘肃、青海及周边地区的交往和联系比较密切，西域西部则与其西面的中亚地区和西北的南西伯利亚等地交往、联系较为密切，西域中部地区似与东、西方的交往、联系相对薄弱一些。这也反映出史前西域与东、西方均存在相互交往和联系的关系。然而，一旦突破单一的、个别的相同或相似的比较，而将许多因素或特点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即将西域的某一遗址、墓葬与东、西方某一遗址、墓葬进行全面的比较，我们会发现绝无完全相同或相似者；某些综合性因素是西域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西域之外的其他地区是不见的。这些情况表明，西域史前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具有土著性。所以，西域史前文化既有土著性，也与周围地区有交往、联系：前者是主流，决定了西域史前文化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别的地域特征；后者是支流，使西域史前文化具有一些外来因素或与其他地区相同或相似的因素。 　　武帝时，西域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楼兰（鄯善）以西，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焉耆、尉犁、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地理环境不同而使诸国经济各有侧重，或以农耕为主，如且末、于阗等，农作物有五谷、葡萄、苜蓿等；或以畜牧为主，比如，鄯善随畜牧逐水草，仰赖他国粮食供给，“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汉书·西域传》）。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和其他原因，这些国家的人口相差悬殊：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有八万余人。盆地以西，葱岭以南，还有蒲、难兜等小国，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发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的东部，由车师（姑师）控制；西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原是塞种人居住之地。文帝时，敦煌、祁连一带月氏人受匈奴逼迫，大部分向西迁徙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塞种人除一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外，大部分都退缩到锡尔河北岸。塞种人此后的迁徙及活动，深刻影响西域的历史面貌。后来，河西地区的乌孙人向西迁徙，赶走月氏人而占领这块土地。乌孙是西域大国之一，“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汉书·西域传》）。不论是绿洲上的城郭诸国，还是北边的游牧部族，在农耕、畜牧经济发展的同时，冶铸、制陶、纺织等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均有一定规模。 　　西域是陆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丝路的开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西域史前文化来看，西域与东、西方存在较频繁的交往和接触，这说明中、西交流之路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前三世纪，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是经过中亚北部，天山以北诸国与东、西方联系更紧密些，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并不处在主要交通线上。虽如此，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绿洲诸国为自身的存在、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中勾通了绿洲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南道丝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后，使得西域各地及与东、西方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汉朝政治的力量介入更使丝路得到实质性开发。作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及东、西方来往人员的居停场所，西域也是东、西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本土、外来文化的交融而造就独特的西域文明。 　　中原地区对西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输送大量的丝织品、金属工具，铸铁、凿井技术及汉文化典制，也逐渐传入西域。丝绸在西域为罕见物品而珍贵，故汉人或携丝绸以交换谷食。汉帝国常常以丝绸作为礼物，馈赠给向己纳贡的西域诸国。在西域遗址及墓葬中，丝绸是较多见的物品，漆器也有所发现。比如，在精绝国遗址的西北墓区，发现葬有两具干尸的木棺：男尸着“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宜子孙”锦袜和锦手套，女尸着绣领、（袖端）的丝衣、绣裙、“阳”字锦袜。他们穿的丝织物当来自内地。西域地区虽有冶铸，但有些地方“少锥刀”（《汉书·西域传》），汉朝廷大臣甚至因此建议，以锥刀等物品与之交易，互通有无。在西域地区发现不少汉代的矿冶遗址，如库车县阿艾山遗址中，出土有小坩锅、铁渣、矿石、陶（鼓风管道）等，其陶与传世“霸陵过氏”形制同。其规模、水准都能说明西域冶铸因汉代先进技术的传入得到提高。文献与之相印证者，是《汉书·陈汤传》的记载：西域兵器本不锋锐，弓弩也不强劲，因“颇得汉巧”，故改进武器，战斗力也随之增强。 　　汉政府曾在西域进行屯田。屯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域农业生产水平。西域干旱，屯田需兴修水利，中原地区得水利工程技术因此传入西域，今轮台、若羌等地的屯田遗迹内渠道仍依稀可辨。新疆地区独具特色的坎儿井灌溉系统，据说很可能是在汉代从中原传入的。东汉西域户口数约是西汉时的两倍，或认为是汉农耕、水利技术在西域传播之结果。随着汉与西域的联系不断加强，汉字在西域地使用渐成风气，汉文木简在西域也有所出土。一些绿洲国家除使用汉文外，统治者甚至模仿汉朝宫廷。西汉后期，龟兹王绛宾喜好汉朝的衣服、典章，仿效汉而建立宫室、出行礼仪诸制。此举虽被人讥为非驴非马，汉文化典制在西域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莎车王延，曾为侍子长于京师长安，“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后汉书·西域传》），亦可见汉典制在西域之影响。此外，在西域各地的汉代遗址中，几乎都有大量汉代钱币出土，这是汉朝货币在西域流通的明显证据。 　　西方对西域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器物、纺织品、货币、文字及佛教等方面。毗邻中亚的西域西部地区，受贵霜及塞种王国影响较大，故在文化方面有较突出体现。楼兰遗址中曾发现罗马玻璃器残片，应是循丝路而至西域；和阗等地所发现之蚀花珠，也可能是外来之物。尼雅遗址中，不仅发现犍陀罗艺术风格的雕花木板和高坐具，还出土了西方乐器东渐见证的拨弦乐器残件。西方输入西域的纺织品，以棉布、毛织品为主。尼雅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有白棉布及蓝地白印花棉布等物。棉花当时尚不产于西域，应来自贵霜；棉布花纹上有手捧丰饶角的女神，与贵霜钱币上的丰收女神实为一人。这说明贵霜的棉纺织品于东汉时已传入西域。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绿地人兽葡萄纹之花纹，明显带有西方风格；洛浦西汉墓中曾出土缂毛裤残片，在深绿色的底子上织出一圈黄色花朵，上面还有吹竖笛的半人半马怪，其图案明显是在希腊神话影响下产生。 　　汉二体钱是西域最具特色的货币，铸造年限约略在2世纪后期。这种圆形铜币，与汉地钱不同，无孔，无周廓。正面用篆体汉文表明币重，背面中央为马形或骆驼形，周围环以卢文，为于阗王的姓名、称号。这种铜钱主要发现于和田绿洲，并早已辨出是由于阗国铸造。汉二体钱与贵霜帝国的钱币关系密切。汉二体钱的汉字，既非铸造，也非镌刻，系打压而成，显然是受中亚地区货币之影响。于阗一带还出土大量贵霜帝国钱币。 　　西域除使用汉文外，还使用卢文字。卢文是由音节字母组成，书写方式由右向左横书，字母不连写，字与字之中无间隔，亦无标点符号。这种文字在古代曾使用于今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以及西域昆仑山北麓的古于阗、鄯善一带。东汉后期，由于贵霜帝国影响，卢文在西域似已居于主导地位；卢文后来传入鄯善，公元3至4世纪的一段时间，甚至成为鄯善的官方文字。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的时间，似要较传入中原地区为晚，约在2世纪中叶前后；汉魏之后，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已非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从某种程度而言，是流行于西域或西域化的佛教，西域在佛教传播史上的意义，由此显现出来。 　　东、西方对西域文明的影响，有时会反映在同一遗址之中。营盘位于史籍所载西域36国之山国（也称墨山国）境内，属实力较弱小的国家，对其历史几乎无人注意。有学者提出以下论断：山国在两汉魏晋时代，起着联系罗布洼地与吐鲁番盆地的纽带作用，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罗新：《墨山国之路》，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517页。这一论断已为营盘墓地考古所证实。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尉犁县营盘进行发掘，年代为东汉中晚期的15号墓，是墓地中保存情况最好、最具特色的墓葬。此墓葬具为四足长方形箱式木棺，木棺外壁（除底板外）满绘纹样，比较有特色的随葬遗物是毛织品、丝织品。毛织品类，以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袍、狮纹栽绒毯等为主。用作袍面的对人兽树纹，纹样布局对称规整，每区由上下六组以果实累累的石榴树为轴，两两相对的人物（四组）、动物（牛、羊各一组）组成，每一组图案均呈二方连续的形式横贯终幅。面上的人物形象一致，均男性，裸体，卷发，高鼻，大眼。各组人物姿态各异，手持毛、盾、剑作格斗状。对牛、对羊前蹄腾空，尖角如利刃，身躯矫健敏捷，生动活泼。树下对兽纹是安息装饰艺术中常见的纹样，裸体人物造型是受古罗马风格的影响，袍的整体纹样体现出西方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艺术特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周金玲：《营盘墓地出土文物反映的中外交流》，《文博》1999年第5期。狮纹栽绒毯的主体纹样为卧狮，从狮的造型及装饰风格看，带有明显的外来艺术风格。墓中出土的丝织品，有绢质内袍、绢衾、香囊、刺绣护膊、残锦片等，均来自中原内地。除15号墓地外，营盘墓地中出土的随葬品，来自东、西方或融合东、西风格的物品也有不少，如棉纺织品、汉式铜镜、玻璃杯等；墓地及相关遗址中，还出土有反映当地农牧并重的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物品，地域或土著特色相当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