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瘟疫、虎害、自然灾害和匪祸，造成四川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移民运动从清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一直持续到清嘉庆七年(1802),前后长达145 年之久，这次移民始自顺治末年，高潮叠起自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嘉庆年间是尾声。我们祖先和川绝大多数人的祖先，都是这一时期背井离乡迁入四川的。这次移民牵涉的面很广，有现在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十二个省，但因为当时移民人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一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即湖广布政使司(即行省)，大致指今湖北、湖南两省行政区域。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一隅，是我国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在资阳县黄鳝溪发现的古人类女性头骨化石，是生活在旧石器时期人类的“新人”，被命名为“资阳人”。证明在一万八千多年前，就已经有古人类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战国时期，在四川的这个地域上，有两个地方政权，地处川西的“蜀国”，位居川东的“巴国”，巴、蜀两国常常兵戎相交，据《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和《巴志》分别记载有:“巴与蜀仇”，“巴蜀世战争”。考古界在广汉三星堆发现的地层和青铜器等文物，是蜀国及其文化高度发展的见证。秦统一了巴、蜀两国，即在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军队相继火掉了蜀国和巴国，设立蜀郡、巴郡，这是中央政权下的最早建制。从汉代起在四川这个地域上设益州；西晋设益州、梁州；唐代设剑南道、山南道和州边民族地区的羁縻州县建制；北宋真宗时置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四路，总称“四川路”。南宋设置同北宋。到了元代，在全国各地建置行中书省，在四川这个地域上建置行中书省，简称为四川行省。四川之名始定。明清仍袭元制，省境达今凉山地区、川西高原。清代东北部省界未变，但对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作了调整，将遵义划归贵州省，将镇雄、乌蒙和东川划归云南省。到雍正年间，将金沙江以东的巴塘、理塘和德格，金沙江以西的昌都部分地区划归四川省，四川省的版图有所扩大。

四川有着独居一方的地理环境，西方为大幅度隆起的山地和高原，南边接云贵高原，北边是秦岭，东边有夔门深锁，仅靠长江与外界沟通，在历史上世界交通不发达时，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四周高山和高原的环境中，有一个很大的盆地，这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即四川盆地，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这里沃野千里，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被誉为“天府之国”。这里有高山的天然屏障，古代时，当中原连年金戈铁马，战争风烟四起时，四川这块富铙的土地，一度仍太平安然。经济上自给自足，自我循环，自成体系，是粮食生产的重要的基地，又因其北接中原，南连云贵藏边陲，在政治、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在取得政权后，对四川的稳定、发展都非常重视，所以历史上四川人口的大迁移到清初就有五次，其特点均是大迁人无大迁出。第一次是秦灭蜀国、巴国之后，秦移万家人蜀(一家以四、五丁口计)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人口南迁，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是北宋初年，全国性的北民南迁，主要是陕甘移民人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南方移民进人四川，以湖广为主的南方移民人蜀，虽仍有为数不多的北方移川，移民来源发生了以南方人居多的变化。第五次是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这次移民牵涉面广，有十二个省；历时时间长达145年，移民人口多，达到160多万人。

四川历史上清初以前的五次移民人川，尤以第五次移民人川，即“湖广填四川”，对四川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近三百年来的发展影响最大，不管从涉及面之广，移民过程时间之长，移民定居人数之多，都是其他四次移民无法比拟的。这次移民对四川，对中国近代史，乃至对世界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张大千、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堪称“大师”的文学艺术巨匠....·。同时铸就了四川人一种包容和自信的民族精神，乐观的生活态度，享受生活的那么一种处世理念。究其原因，除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影响，其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我宗广东乳源人川王氏宗系，人川三百来，仅大竹邻水两县，在封建王朝的清代培育了明经科进士，二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了王襄、王子骞等革命先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英才辈出，代有贤才。因之，此次修谱时将“湖广填四川”这一段历史，多用点笔墨记述，让后代子孙知晓，先人奋斗过程，重温吃苦耐劳精神，以期历史资源古为今用，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坚强我们的人生态度。

一、历史背景

四川早在三国时期，刘备据西蜀建立蜀国(221-263),以成都为中心，沃野千里，已是有名的“天府之国”，是中国的米粮仓之一。蜀汉都--成都已很繁华，建有辉煌的蜀王府，一度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历经西蜀、西晋、南北朝、唐、五代十国、宋、元、明等九个朝代，一千四百多年，到清朝初年，四川这块天府之国宝地上留下的是“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满目疮痍的土地和一望元际的忧伤。

史载:“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已极矣。虽有英明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明史·本纪二十二》，大明帝国传到第十四代光宗朱常洛(在位一年)，第十五代皇帝嘉宗朱由校(1621-1627)在位七年，外有清兵及少数民族寇边，内有不断的农民起义和接连的内部反叛，大明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明朝末朝皇帝思宗朱由检从其兄手中接过皇位。史载:“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兵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非其人，盖以馈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罗祸变。”《明史·本纪二十四》。最后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人京城时，吊死在万寿山(今北京景山公园)的树上，大明帝国从此灭亡。北地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引清兵人关，打败了在位二十一天的大顺皇帝李自成。于1644年成立清帝国，改国号为清，年号为顺治元年。从明世宗三十九年(1560),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中华地的很多地区处于金戈铁马，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明天启元年(1621)七月，永宁巡抚奢崇明叛乱；天启六年(1627),陕西义军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南人四川；崇祯十年(1637)李自成自秦川犯四川；崇祯十二年(1630),罗汝才犯四川。清顺治元年(1644) 至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第二次攻人四川，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改元为“大顺”。顺治二年八月撤出成都，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被杀。清顺治四年张献忠余部由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领经重庆进贵州、云南。顺治四年(1647)至顺治七年(1650) 清军在击杀张献忠后，进入成都，旋又撤离，与南明军队分别战于重庆，遵义(时属四川) 和嘉定(今乐山)皆战败，退守川北保宁(今阆中市)-带。南明军队这时还占领四川境内大部分州县，分守诸将却又割据争战，争权夺利十分激烈。李自成余部在巫山战斗，人称“夔东十三家”。还有的农民军在一些州县“竖寨栅，标旗帜”。顺治七年(1650) 秋至顺治十六年(1659),张献忠义军余部孙可望攻占遵义进人重庆，一度占领川东；另一义军余部刘文秀从云南人川，一度占领川南，以嘉定为心。这时清军在川北以保宁为镇，中江、顺庆为边。孙可望投降清军后，川东为清军占领。顺治十六年(1659),清四川巡抚高明瞻入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入重庆，四川除巫山外，皆在清廷统辖下。清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三年(1664),清军在四川各地镇压义军余部，并派军力搜捕南明残余力量，尤其是集中力量围剿，“夔东十三家”。在四川的大昌(巫山大昌镇)，大宁(巫溪)、巫山、夔门等处进行激战，至康熙三义军才被镇压下去。四十多年来，四川的战乱初步出现平息，流散藏匿土著川民和部分移民开始回川。但到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清军将领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贵州、发动叛乱，命部将王屏藩攻入四川，继有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附叛占领四川，时号称“摇称黄十三家”，即郑天王袁韬，逼反王刘维明，黑虎混天星王高，夺食王王进，刑十万，扈九思，黄鹞子，景可勤，震天王白蛟龙顺虎，混天星梁时进、王光兴、杨秉允、陈琳与清军发生剧烈拉锯战近七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清廷才基本控制全川。从明天启元年至康熙十九年的六十年间，四川境内大规模的战争达三十四年之久，拉锯争斗之激烈，实属罕见，其余二十六年中也时有小规模战祸不断。

四川在大规模轮番拉锯撕杀后，尸横遍地，瘟疫接踵而至，翻开有关四川的史籍多有记载，据彭遵泗《蜀碧》卷四载:“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秦江县因遭大头瘟，“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顺治五年，因遭大旱，“人相食”的内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康熙十五年吴三桂部何德驻雅安”，征调烦苛......,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严重。同时在这六十年间还多次出现自然灾害，史载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顺治四年“饥馑频乃，苍溪似洪荒之世”，次年连遭“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顺治元年，成都大雨雹。”顺治四至六年全蜀大旱，川西平原“饥民大逃亡，百里无烟，都江堰凝废”。崇庆等县......“赤地干里，人相食”。川南眉州、峨嵋等地“大荒”，饿死者日无数计。川东的长寿、綦江、巴县、开县、潼川等皆在顺治初年大旱。

四川明末清初六十年间，除遭受了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的涂毒，还出现严重的虎害。乾隆《富顺县志》载:富顺县境内“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廓村圩之内......。”川东的綦江一带，“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残破人户。”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清代四川史》记载荣昌县令张懋赏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的情景说:“这些人怀揣着上级的任命和重振山河的决心来到荣昌，结果发现整县城四处无人。-行人正在残垣断壁间寻找老的县衙所在地，--此时尚未天黑，却见一群老虎从残垣杂树间呼啸扑了过来，虽经奋力搏斗，但也有五人葬身虎口。”《蜀警录》的作者欧阳直说:“四川在太平盛世时，从来未听说过虎出为患的怪事，可自张献忠离开成都后，遍地都是虎，有时七八只为一窝，有时二十只为一队，升楼上屋，浮水登船.......。”在书中他还记录了两次亲历虎患的事，当时四川战火城池被毁，乡村破败，出现了严重的虎患，而且严重程度令人咋舌。

随着战争激烈的拉锯争夺的缓解，接踵而至的又是匪患、瘟疫、天灾、兽害..... 这些留在史书的记忆，让人们遥想历史，曾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是富庶繁荣，这里的山清水秀，人文荟萃，土地肥沃，物质丰富，城市繁华，乡村秀美。而所有这些均俱被明末清初的战争焚为灰烬，留给人们的只是满目疮痍的土地和一望无际的忧伤。有关这一时期四川的凄凉残破，各类史籍，地方志和谱牒中都有详实的记载，就像一幅幅泛黄的照片，勾勒出一幕令人心寒的旧日故土的凄凉景象。现录两段记录如后，清初新任巡抚张德地，于康熙初年经广元人川赴任，沿途景象，他写道:“沿途瞻望，都是荆榛荒草，偶尔路边看见一两个前蜀遗民，也是鹑衣菜色。在四川境内行走数十里，没有看见一缕炊烟，城镇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人口较为密集的城镇也不过剩下数十户人家；至于村落，大部分只看见几间茅草屋孤零零伫立在田野里，遗民也就那赤贫的几十人还活着.....”。在成都张巡抚转了一圈，发现全城尽是瓦砾荒草，过去富丽堂皇的蜀王府也长满了茂盛的荒草。自从张献忠火焚成都后，成都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一座废墟，“城中绝人迹十三年”，而到处是林木荒草，过去的市廛、闾巷和居址，都面貌全非无从辨认，每至残阳西斜，狐狸、野兔和野鸡就在这片废墟中飞翔。另一段记录是清顺治十五年时任四川总督李国英府中幕僚的阂中生员刘达的辞职信的一段:“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日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日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愕，宛如再世。”刘达的家保宁(今阆中市)当时破坏还属较轻的地区，其他地方还比这破坏得励害。

这次劫难的直接损失还是人口的锐减，据《(雍正)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采當迁徙，丁口稀若晨星”。至康熙二十四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已经开始了)，全川人口仅为一万八千余丁，约折合九万人。“蜀省有可耕之田，无耕地之民”。有关这个问题，清代的地方文献《(雍正)四川通志》，各地县、市志及《艳灏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张献忠陷庐州纪》，看法基本一致，那就说张献忠屠蜀把四川人杀个精光。民间传说更为直接，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即张献忠)血洗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成都曾经有一块连书七个“杀”字的碑，也一度被认为是张献忠手书。《蜀难叙略》记载张献忠火烧蜀王府的情景说，王府中的几个大殿特别坚固，很难烧毁，张献忠于是下令士兵，“灌以脂膏”，这样才烧起来。还有两根从前蜀时期一直流传下来的蟠龙石柱，更难烧，张献忠便命令，“裹数十层，浸油三日”，才把两根大石柱烧断。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攻破重庆城池，“砍手三十余万，流血有声，”还把一万名丁壮的耳鼻和一只手割了下来。史籍记载中，张献忠确有砍人手臂的嗜好，而且按照男左女的规律来进行的。《蜀龟鉴》有一段十分凄楚的记载，叙述蜀乱平定后的悲凉景象: “遗黎二三，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断足剁手，如游异城，忍睹罗刹，喘延余息，形不类人”。.·....归结起来，是想说明，四川历史上的这次劫难是由张献忠一手造成的。是这次罕见劫难的罪魁祸首。

如果把四川人口锐减以及随之发起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全都归结到张献忠及其起义军身上，看来是不合理的。因为张献忠在四川的大规模的战事只有三年，而明末清初比较混乱的六十年间，有三十多年的激烈拉锯争夺战中，还发生过明军与清军的长期鏖战，吴三桂的叛乱，号称摇黄十三家的涂毒，义军余部的抗击，以及随之而至的匪患、瘟疫、各种自然灾害......。这些原因，共同造成的四川人口锐减，乃至万里无烟满目疮痍，一望无际的忧伤。历史上也有比较客观的总结。《蜀龟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川南死于献(张献忠)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十三家)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这段记载说到了张献忠的屠戮，说到了摇黄十三家的惨毒，说到了瘟疫和老虎的横行，唯独没有说到明、清军队对四川的残踏。毫无疑问，这种遮遮掩掩的手法暴露了历史和历史学家对于史实的偏祖。

二、清初治蜀指导思想

清前期的顺、康、雍、乾四代皇帝，在总结历时276年大一统明王朝灭的历史教训，在阅读四川各地官员的奏折后，确定了以安民为首要的治蜀指导思想。集群臣研究，并决心正式颁布了面向全国的移民诏书，下令从湖广、江西、福建、广东、陕西、贵州等省向四川移民。因此，清初下令移民的诏书和行政命令很多，但最著名的是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书。清政府为调动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公布了系列的劝垦政策，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一、招还流遣。从清顺治十年(1653)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多次诏令四川流散人员回藉垦荒。二、以劝垦考续官员。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顺治皇帝福临批准《督垦荒地劝垦则例》共七条。对川招民优惠考绩。康熙七年(1668)全国已取销招民授职之例，特优惠四川招民复业，把四川各级官员的政绩升迁，奖惩与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调动了地方父母官鼎力组织开垦的积极性。三、对土地垦殖权的规定。给垦荒者“官给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制定了《入籍四川例》。四、对移民户籍权的规定。清廷对移民原居地当局和人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插上户籍，编入保甲。五、对赋税的规定。顺治元年(1644)针对全国各地始定开垦荒地规则，凡州、县、卫、所开荒地“三年起科”。康熙年间，对四川额外优惠“准川省招民开垦.....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为鼓励对山区荒地的开垦，雍正元年(1723)特别规定“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乾隆五年帝又颁旨， “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康熙年间实行盛世滋生册，对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七年，川省才全面清丈田亩，增加钱粮，四川渐以殷实。清丈结果田亩总计459027顷83亩，是明万历年间134827顷76亩的三点四倍。而田税总额仅656626两，是明朝万历年间田赋税1616600两的40%左右。还给移民给予牛种口粮等经济援助；顺治十年(1653),准予“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荒，酌量补还价值”。雍正六年(1728)春，批准四川巡抚宪德疏请:对入蜀开垦人户，“应给牛种口粮，请照滇省之例，每户给银十二两，仍令五户取保......领牛种价银，统于原籍地方官追赔，免其在川扣还”。此外，还鼓励有枝术的老农入川教垦，给以衣食，有成效者给以八品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留川。

三、“湖广填四川”三阶段

“湖广填四川”三个阶段:移民人川的初期阶段，大体是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顺治十六年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招民垦荒的政策不完善，又是针对全国的；不能解决四川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四川地方官员一再奏疏，特别是张德地提出奖励官员招民办法，得到康熙批准，效果显著。继而四川湖广总督蔡疏荣又提出了调动现职，候选各方官员、骨干招民的奖励，升迁的具体办法，又迅速得到康熙批准执行。但仅过两年，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之乱”又起，时达近七年，有的从陕西邻近移民入蜀垦荒者，多死于战乱，致使初期移民受到很大挫折。移民入川第二阶段，大体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为解决新垦土地所有权问题，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 (《清史简编》第142页)，解决了新垦土地所有权，因之，推动了移民潮迅速到来。从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的112年中，全国全川处于和平时期清政府对川移民政策不断完善，并且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在税收，生产资金等方面给予优惠，加强户籍管理，限制地方官吏对移民的勒索，中央一但发现予以及时纠正。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川有些地方官员想急于清丈垦熟之田，增加钱粮，康熙即谕四川巡抚年羹尧以湖南丈田生事扰民为戒，不能匆忙在川丈田，并告诫刚上任的年羹尧“.....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尔须使百姓想，钱粮以渐次清查也。此为四川第一要事”。康熙安民惠民的指导思想，自古国家长治久安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故康熙年间四川一直没有清丈田亩。在移民高潮中，为保障移民均有土地，雍正六年(1728)实行每户酌给定额水田三十亩，旱地五十亩的限额，继续官给牛种，口粮。水、旱田地分别三年，五年起征赋税的优惠政策。到乾隆中期，各省移民仍络绛不绝，地方官吏认为川省已无地可垦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请禁外省民人入川，乾隆批驳:“所奏尚于事理未协.......况此等无业贫民，转徒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实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势将不禁而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上述作法仍然是“为治安为本”的指导思想下实施宽容政策，正因为如此，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年代里，四川大规模的外省移民与小量流动相结合，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不断。移民入川的尾声阶段，大体是嘉庆元年(1795)至嘉庆七年(1802),大规模的移民入蜀已是尾声，小量的流动还很频繁，清政府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境内的汉族一些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已不似康乾盛世那样太平了，至嘉庆七年白莲教起义军全部失败。小量的移民流动，直到同治年间。

四、移民入川性质

“湖广填四川”移民入川的性质，大体可分两类:-日奉旨人川，一日自发移民。 “奉旨人川”，即“诏人川”其性质就是由政府倡导，由居民所在地的职能部门强行实施的。在有的居民尚不愿意移民到四川，或尚不知移民的好处时，当地职能部门强制进行。再就是有的基层官员为了多招民，不管其愿意不愿意，一声令下集中，捆绑移送入川，虽在查阅本宗族谱等文字记载时，这种强制入川的记载未见，但在民间的口碑流传中，不少涉及到关于四川人，为何喜爱双臂反背在背上走路，为何称解小便为“解手”。相传“湖广填四川”时，是双手反剪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解，只有松绑解手才方便，于是把小解，小便称之为“解手”了。这些口碑流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急需大规模劳动力输送到四川垦荒时，发生的一些强行移民现象。当然“奉旨入川”的，也未必都是捆绑入蜀。“自发移民”，在“湖广填四川”移民中，数量一半以上。它在政府倡导移民的大环境，大气候下，顺应了历史潮流，移民效果好，反响快，自发性移民比例大增，顺民情，合人心。

五、移民入川的路线

移民入川的路线有三条:水路:福建、广东移民经湖广荆门至宜昌人三峡，溯江而上至夔门，进人四川的巫山、夔州(今奉节县)，再落籍四川各县。

旱路:沿川鄂路。湖南、湖北移民，由房州、竹山翻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人夔州、巫山，再进入重庆、万县、达县等地。

川黔路:福建、广东、湖南、江西移民至湖南的沅州、晃州入贵州遵义.沿川黔路大道进入四川的黔江、彭水、武陵、涪陵、重庆、江津、泸州等县。移民后裔繁衍，枝繁叶茂，使四川成为全国人口众多的大省。

六、本宗移民入川记略

我宗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王氏一系，就是在“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第二阶段时，分别从广东迁入四川各地，据各宗系的家谱、族谱、宗谱记载已知的有五十余宗系:

友常公(大房)支下有元发公十二代孙岳庆岳起两支，居址不详，十一代仁臣公迁顺庆府邻水邑(今邻水县龙安镇冯家湾).十三代礼韩公迁顺庆府邻邑之北郭台子塆(今城北乡台子湾)。九代尚略公迁川北顺庆府古邻州太二甲(今邻水县太和乡小鱼箭)；十代崇琏公迁川北顺庆府古磷州(今邻水县龙安镇长滩坝)。

友明公(二房)迁顺庆府仪龙县多支不详，已知的十一代荐雷公迁四川顺庆府邻水县观音桥谭家坝。

友清公(三房)支下:十一代君亮公迁顺庆府大竹县川主乡冷水桠，十代正兰公迁顺庆府大竹县清河镇石龙村，正全公迁顺庆府大竹县妈妈镇荆竹坝，正权公迁顺庆府大竹县金鸡乡龙井沟，九代王栋迁邻水县牟家坪丹水滩，王植迁邻水县凤垭乡余成沟，王柱迁邻水县牟家镇丹水滩(复迁重庆市渝北区石坝场)；十代正邦公迁顺庆府邻水县平滩桥。

友善(即友会)公(四房)支下:九代子瑞公迁大竹县庙坝镇石家沟，法纬公支下十一代有三支人迁四川居址不详；法威公支下十一代有二支人迁四川居址不详，十代子秀公有二子迁四川居址不详，十二代文亮公迁四川广安县荣禄乡；文臣公迁四川邻水县观音桥镇老皇寺；名魁、名良迁邻水县观音桥镇老皇寺，十代九显公二子迁四川仪龙县，十一代德兴公迁邻水县柑子镇王家沟，十一代德旺公迁四川邻水县文家坡王新湾，十一代桥龙、桥凤、元龙公迁四川仪龙县石桥坝，十代永贵、永光、福玉公迁四川居址不详，十代滕万、统万、超万公迁四川夔州府梁山县(今重庆万州市梁平县)，十一代享宾公迁今四川龙安府石泉县干河沟麦子坪，十一代正祥公迁邻水县冷家乡陈家坝，十一代廷珍公迁邻水县城北乡小鱼滩，十二代月朗公迁四川仪龙县，十二代德翰公、十二代奎斗、奎去公迁四川龙安府。

我们祖先和十二个省的移民用血洗净了四川的疮痍，用汗水浇开了满山的杜鹃，而唐宋江元明的老四川省苗裔，今天已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忘记祖先开创之德，就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更加维护宗族团结，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努力建设新四川，建设和谐社会。